未到香港之前，便早早听闻了“大学五件事”——读书，住Hall，上庄，Part Time，拍拖。
未到港大之前，也早早知道了学校的校训：Sapientia et Virtus，中文则为“明德格物”。
然而，总还是觉得缺了一些什么。
最近的一次Interview问我，想对校长说些什么。我回答说，重塑大学精神。可惜同组的兴趣并不在此，很快便转到了住Hall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去了。精神之话题的结束相当简洁——某同学优雅地朝着校标一指，微微扬起头说，“瞧，这精神不是在那儿么！”那可真不错，原来港大的精神，刻在每一个教室的讲台上。或者，这精神也会趁着Lecture中间同学们的出出入入，逃点儿出来，在空气里飘浮着，感染感染停不下来的我们？
那个没地儿贴校标的开心公园，却是我喜欢待的地方。没事儿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四周的长凳上坐一小会儿，看着眼前人流穿梭。每一个港大的学生，都是那样的年轻而充满朝气。这个不大的地方，会有人捧着课本等待同学来一起准备Presentation，会有人穿着Hall衫三五成群，会有人西装革履散发传单，会有人步履匆匆在天地堂之间去做一趟补习，更会有人亲昵走过你侬我侬。五件事，都齐全了，似乎便是让我看到了港大学生的全部。然而并没有。我还在这里参加过STAND UP against Poverty的Campaign，我还在这里看到过为香港微弱的普选未来而努力的政治人，我还在这里和友人畅谈过中国的难处以及前景，我还在这里接过了文化学者龙应台的亲笔签名。这些，都让我有些儿相信前面所说的，或许精神真有那么一点儿在校标上，并且还真有点儿逃得如此的远，在这小小的广场上彰显它的存在。
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校训或许人人都知道，尽管无论是拉丁文还是从《大学》那里引来的古中文，都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那么，它的不合时宜究竟是否还真正带有存在的价值？若说港大真有她的精神存在，这精神，是否已经，或者说，是否有可能，植入到我的骨子里呢？当我三年之后完成学业离开这方校园，我是否能微笑的对自己说，我不仅尝试了五件事，并且真正懂得并学会了明德格物？这些问题，若是送给任何一个在孙中山先生像边走过的同学，又能收获怎样的回答？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上、肃穆之中静立的时候，我大约是不会想到，如今我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读书，并且日日路过他的塑像，尽管从未停步瞻仰。我更是不会想到，这一个张爱玲走过、朱光潜留过、许地山待过、陈寅恪路过的校园，竟然只剩孙中山，而已经全无了他们的痕迹——或者是，也与那精神一般，飘在了空气中？我倒也希望答案是后者，因为若是如此，孙文先生也约摸不会孑然在那莲花池边，坐得太寂寞。
论到陈寅恪，却也想到了他所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内地高校相比，港大是相对幸运的。至少，当你向往独立、憧憬自由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我依然记得走进港大校园的第一天，下着微微的雨，我在六四纪念柱前徘徊，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耍。柱上扭曲而哀伤的面孔与小女孩的笑脸一起，透过沾了雨水的镜片，在我眼里慢慢模糊。若是弃此种所拥有的幸福而不顾，则真正是港大的不幸。然而，若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然精神独立，已然思想自由，并在此基础之上明德格物，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就此停步，以此自傲？
或许，还缺了一些什么。即使我们拥有了那智慧与那品德，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善用那智慧，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发扬那品德？或者，我们仅仅是拥有而已？Sapientia et Virtus 将是我们的翅膀。即使羽翼已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张开双翅，去迎向这社会，去付出这关怀，去承担这责任？而不是爱惜的珍藏着自己的羽毛，等待它的腐烂？抑或不成那雄鹰，反为那母鸡，除了给出温暖，其他什么都不剩？甚至折下自己的翅膀，送还给薄扶林道上的母校，说一句“谢谢，我已经赚够了钱，可以坐飞机”？
写到这儿，我忽然羞愧不已，觉得应该赶快去找个懂得拉丁文的同学，来教教我，校训中这两个词儿，究竟该如何的念——那蓝天上盘旋的鹰在扇动翅膀之前，或许也想知道，自己的羽毛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此文为《港大报》评论版而作，DL逼近，匆匆写就，词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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