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我是带着很多的假设来到P社的门口的：假设会有记者的带领，假设会有编辑的照顾，假设会有社里的培训，假设会有“学习资料”，假设别人会容忍你是实习生而什么都不会，假设别人会容忍你是非新闻系的而什么都不懂……事实是，所有的假设都被推翻。有本事推开这道门的人，就被默认有本事带着选题与大脑走出门去，独立采访与写稿，并且为自己的文字负责。

一个月可以做什么？是的，连头带尾，我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离港之前，Tina从P台总部给我拿回来一本P刊，打开来对我说，“呶，实习生可能就只能做做前面这种国际新闻摘要啥的”。去P社之前，我的目标也并不远大，只想看看媒体内部的原生态，有机会的话多跟老记者出去跑跑，见见人，便好了。可惜后来的情况是，一来老记者极少出现在办公室要跟他们说句话都不容易，二来好的记者一出去跑就跑出北京了，哪能再带个小跟班呢。一周之后，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expectation：“两周内希望能协助完成两个选题，独立完成一个选题。最后一周争取到广告或者市场部门观摩学习整个市场运作。走的时候，能够深交两到三个记者。”最后一周的期望没有实现，因为后来帮忙的选题太多了。不如列一下我参与过的题目：

总的来说，这是不断摸索、不断学习的一个月，也是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抵抗时效压力的一个月。Nov陪着我跑到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中国式调查报道》等等的书，常常一边看一边设计采访；采访别人的时候被“我不知道、我没意见、对不起我不想说了”给挡回来过，也被公关部门礼貌的糖衣炮弹给挡回来过；有很想去的采访临时被勒令不准去了，也有因为英语好被派过来推不掉的任务；每天晚上Nov乐呵呵的对着电视看奥运会，我对着电脑查我的资料准备我的采访，偶尔还会因为压力大而发脾气，好在Nov还算容忍我。奔波于广安门与建国门之间的时候，我在弥漫着人们汗味与早餐香味的地铁中反省自己的各种假设与选择。

对于记者的工作和媒体这个行业，慢慢开始有一些成型的一些感觉和了解，已经是八月中旬的时候了。记者做一个题目，从选题，到调研，到采访，到写稿，每一步都有太多的功夫与细节在里边，远远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样简单。能力与时间所限，最终我还是没能独立做一个选题，也不曾单独写稿，但已然体会到其中的太多艰辛与不易。在中国这片新闻富矿，找好的题目不难，挖深的真相却不易，好的时政记者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在P社我看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行动型的，积极投入社会；一种是学者型的，坚持独立思考。但中国式调查报道的前景究竟如何，却不是一个眼下能回答的问题。新闻理想的黯淡是太多的抵触与管制之后以及太局限的时效与经费限制之下的无奈选择而已。

一个月内，除了P社的老师们，我还陆陆续续接触了《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中青报冰点》《竞报》《中国工业报》下至实习记者上至副主编的传媒人，也通过朋友了解了《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杂志的情况。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平面媒体的队伍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流动性太强、合作意识淡、职业化程度弱。

流动性太强——半年跳一次槽似乎不是奇怪的事情。像P社这样人员流动快的，或许除了主编和负责人员的姐姐，没有一个人可以报得出所有新老记者的名字。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相对来说，媒体门槛低，流入渠道通畅；作为反例的《财经》某种程度上就是依赖其高门槛和专业性维持着强大的记者团。另一方面，同类刊物中各家特色不明显，记者文化归属感很弱。据说《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方面则做的相当出众，导致很多人进了三联就和消失了一样（再也不出来了）。流动性强带来的一个次问题，或者说“特点”，则是记者之间，甚至记者与编辑之间的合作意识淡。飘来飘去习以为常，自然单打独斗引为常规。

职业化程度弱——这当然不仅仅指记者，也包括编辑，甚至管理层。对记者来说，大约半数记者并非新闻专业出身（国内高校泛滥的新闻院系对学生的职业化培养贡献几何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闻采写的职业培训要在工作中完成，而所学专业为其职业添翼的可能性又常常被“市场需求”所限制，比方说P社的首席是被挖来专门写财经新闻的，尽管他本身专业是政治学并且他更愿意也自认为会更擅长做政治类的选题，他所面对的现实是每周三四个财经大题目，要脱身都难。对编辑层来说，如何策划、如何布局、如何与采写中的记者保持有效的沟通，都不仅仅是经验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对管理层来说，如何建设刊物文化、如何稳定人心、如何在保护记者的新闻理想与追求刊物的商业价值上取得平衡，都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在P社我看到的好记者，有很多个都在考虑出路，而主编又只顾招收新人写稿填充版面，而忽视新人的带领与培养，导致整体队伍青黄不接、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工作心态拖沓而浮躁。

记者的队伍组成与媒体的平台效应相组合，出现了一个相当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记者队伍鱼龙混杂，受过相对精英的高等教育（如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或海归）的记者非常稀少——当然，记者这个行业并非以背景论英雄，它更像一个江湖，黑白两道通吃的人更能胜出。自由撰稿人L对我说， “国内媒体培养了一大批废人”，这话是否偏激暂且不论，小混混太多以至于快把大侠们给淹没了倒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而悖论的联接点在于，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又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于是它所呈现的对话，往往是不知所云的记者面对泰斗大师级别的人物（特别是在文化界），读者呢看了访谈又云里雾里，迷迷糊糊中一起尊敬起那些占领着传媒高地的“公共知识分子”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此类平台于公共的渗透性值得怀疑，从而也不难理解草根媒体崛起的机理。

除了队伍的问题之外，平面媒体这个平台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危机，比如整体性的社会信息过剩、网络平台的多维化以及网民意见的崛起、媒体管理方面人才链的缺失、与外媒的平等交流不够、享有的资料来源太少、专家学者的媒体关注度过高，等等。“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纸媒的深度与优越性究竟该如何体现？如何与网络资讯的迅捷与便利拉开距离？相比于出版业的黄昏迟暮、新媒体的蒸蒸日上，报刊杂志所处的地位实在尴尬。

零八年中国多事，媒体亦坎坷。某一天我发现MSN上的记者朋友们许多都把签名改成了“江老师您好”。记者，这一群本该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的人们，却只能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意。钱钢老师在“解读中国”一课上谈到自己在《南方周末》的离职时候，带着他惯有的淡定微笑说，“这太正常了，没什么可说的”。揭发三鹿奶粉的简光洲记者自述发稿前夜失眠了，我只衷心的希望之后更多揭露社会真相的记者，可以为自己的坚持与倔强而骄傲，并安然入睡。这一职业危险而艰难，有担当者却配得冠冕。

建立在以上管中窥豹的对媒介的理解之上，我也再次开始反省自身，尤其意识到自己在信息判断与综合分析两种能力上的不足。记得有一天我在几个选题任务的夹逼下忽然变得很沮丧，给Mr.Air发短信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记者。那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记者是一个写别人的故事的职业，面对着他人的生活、客观的事件，去冷静的剖析和解读，而我却更喜欢写自己的故事，喜欢开拓与创造。这两者是不同的，尽管同样需要激情，也同样充满压力。我更喜欢做事，行动、运营，做一个先驱者，带着理想去工作。当然，做新闻，不止有记者这一个选择。

离开P社的时候，许多想像被现实所替代，而更多的疑惑存留脑海。回想到P社的第一天，沉默而拘谨，周围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赶着出稿，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忙打了一页梁文道传真过来的手写文章（字还不错）。回香港之后我听了一次梁先生的讲座，末了他回答某个新闻系的学生的提问，诚恳地说了一句：“要做新闻，就回大陆吧，一定要回去”。用这句话送给所有我还在国内打拼的记者朋友，以及所有新闻理想尚在的同学们，还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