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Today’s SCMP has a great story of how Hong Kong (shamefully) ends up as the most wasteful city in the world. It reminded me of my trip to Taipei two months ago – I was invited to study Taiwan’s developmen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trip is to study how they deal with their waste. So I’ve seen how people dumping their house waste using expensive trash bags in the afternoon and how the recycling trash bins work on the street, and I’ve talked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is managing the policy, I’ve visited the stations where volunteers gather to process the recyclable materials, and I’ve even had a good lunch on the top of its incinerator which has a good view of Taipei City without bad smells. Below is a story based on my report after the trip – sorry it is in Chinese only.

近日环保议题在香港颇受关注。今天的南华早报头版报道标题令人大吃一惊——香港居然是全球制造垃圾最多的城市，并且缺少有效的处理办法——政府除了填埋不知其他措施，而填埋方案又由于影响到自然环境而受到各方质疑最终被拖延。这些争议让我回想起两个月前的台北之行——我受邀去考察当地的环保措施，而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台北的垃圾处理办法。香港与台北的各方面情况都类似，想必能有不少可借鉴之处吧。

1 关于台湾的基本情况

台湾具有不少其他国家地区也同样拥有的环境问题。例如人口激增（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596人），同时带来大量废水废气及垃圾、噪音。而台湾亦有不少自己特有的环境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泥石流频繁、水污染问题、能源依赖（97%进口）、海岸线问题（作为一个海岛，台湾的渔港很多，基本2公里就有一个，但很多现在都没有渔船）、高尔夫球场问题（它建有高尔夫球场82座，占休闲用地的99%，但现在可以营业的不到10家，留下的人工造林地的水土保持功能退化）等等。

台湾独特的政治地位对于它的环保运动来说也是阻碍。简单的来说，台湾没有权利签国际公约。于是，针对国际上的重要环保公约，例如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等，台湾只能依靠政府去指定相关的措施和策略，尽量向国际标准靠拢，与国际标准同步甚至更严格。这就导致政府的举措在台湾的环保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们进行“自力救济”抗议工厂污染土地、农田，反对设立重污染工厂、核能发电厂等等，所以政府在1987年成立环境保护署，并开始推动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让对环境冲击的评估纳入工厂设立的规范。在法制化运动中，成立了不少法例，包括环境保护法令、公害纠纷处理法、废弃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交易法等等。

2 台北的资源回收政策

从资源回收来说，在97年之前，台湾由民众自行处理，尽管有相关的规定甚至处罚，但效果并不良好。从1998年开始，环保署建立了回收系统，登记、收钱、补贴步步到位。现在台北市的垃圾处理遵照严格的分类，政府为民众提供指引和教育：一类是可再利用的垃圾，再次投入制造；一类是厨余，部分用于养猪，部分交由专门工厂归肥；最后一类真正的垃圾才进入焚烧过程。

现在每周有五天下午到傍晚，会有垃圾车带着资源回收车开往台北的各个角落，而每家每户就拎着专门的垃圾袋出门往垃圾车上扔垃圾。从不分类到分类，台北走了十年。政府花了不少的力气，也走过弯路。曾经的垃圾费是根据每户家庭的用水量来征收的：根据的并不太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一户人家用的水多，那说明生活消费高，所以垃圾也会相应的多。这条规定在实验失败后已经取消。后来成功的政策是跟垃圾袋征收费用：只有装进正规垃圾袋的垃圾，才可以扔上垃圾车，而垃圾袋收费很高——于是，考虑到经济成本的民众，为了节约垃圾袋的费用，就会在把东西扔下袋之前多想一想，究竟那是不是垃圾。

此行与台湾环保署的回收基管会及温减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交流。环保署成立不过二十余年，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82年的“环境保护局”，下属于卫生署。官员略带无奈的说，“要改变民众习惯，肯定会引起反弹。”这让我想起Jane Goodall在八月末香港的TEDxHongKong上演讲时说，“我们常常抱怨政治家无所作为。但实际上，在一个民主社会，是有关注环境、关注未来的政治家的，但常常，他们提出的议案需要民众多做一点牺牲——然后他就被赶下台了，剩下那些现实主义的继续在政坛上活动。政治家的作为，需要大众的支持——那正是我的希望所在。”

3 完全志愿的环保回收站

慈济环保站是一个集垃圾回收、分类、再制造、再利用的一个站点。聚集了一批60-80岁的老人义务劳动。同时，它也是一个面向青少年的教育平台——它有一個义卖区，里面卖的都是回收、或是別人捐赠的物品，有金饰、有古董、有生活用品、有家具、有服饰，还有书籍。例如单单环保毛毯，它已经制作了30万条。这是一个完全可复制的社会企业模式，值得香港和大陆参考。

（图为一个老奶奶在环保站处理废纸）

目前，台湾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志工招募流程。想当志工的人先要把报名表寄到用人单位，等候面试通知。如果顺利通过，有关部门会派他们到各单位实习；如果面试没有通过，会有单位安排他们参加志工培训，接受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和特别训练，合格后成为正式志工。以上文提到过的慈济为例，它有250万的登记志工，他们全部都经过了10个小时的训练，和60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志工体系带动了民众的议事氛围，而志愿服务法又保障了他们的权利。这些志工成为了台湾公民社会的母球，越滚越大，带动台湾的各界发展。

4 带旋转餐厅的焚化炉

“垃圾焚烧”这个从来未曾亲眼见过的概念，也在此行转化成了现实——北投作为一个温泉胜地，竟建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焚烧炉（真名是台北市北投焚化厂），而又无法想象到，它的外观是一支120余米高的彩色柱子，而柱子顶端还有一个高级旋转餐厅，可以俯瞰台北全貌。北投地区为了弥补当地居民，还为他们免去了很多费用，例如免费的温水游泳池。我们进入到了焚烧炉的内部，通过透明玻璃看到了里面正在处理垃圾的巨大机器爪子。

（图片来源：http://imagetaiwan.com.tw）

此次还有幸与庞建国先生共进了晚餐。庞老师是台大的社会学教授，亦是曾经的台北市议员。言谈中亦提到他曾经立法会讨论建造垃圾焚烧厂的过程，无论中间讨论过程如何曲折，最终都要回归到怎样设计垃圾车的线路，以尽量少的影响沿途居民——也就是说，无论你怎样批评政治家们在台上演戏，一个不算太失败的政治制度，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民众的利益上来。

而今天我下班之后在铜锣湾街头等车，车站边上正好停了一辆垃圾车，气味散发出来，令车站的人们无不掩鼻，有的甚至无法忍受以至于直接打车逃走——香港在试图摆平反对意见建造垃圾焚烧厂之前，或许可以先从改装更封闭的垃圾车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