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整整一周的南周事件，从1月3日凌晨的改版，到今天（1月10日）的另一期报纸出街。七日——可以算头七吗？作为一个旁观者，到此时，竟也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1月3日一整天，什么消息都是一转没。晚上十点，我在微博上写下简单的一句话：“作为读者，我心痛；作为媒体人，我愤怒；作为中国人，我羞愧。”

八零后少年

南周的的确确是第一份年少时的我自己主张要订阅的报纸。算下来，我作为南周的忠实读者的岁月，大约是2001到2005年，其中订阅约是2002到2003年，十五六岁的时光。 清晰记得，最后一期完整认真读的，是2003年的朱镕基特刊。 那时我们会在几个朋友之间传阅的报纸只有两份，《南方周末》和后来的《经济观察报》。

韩寒那一句“当我还是少年时，《南方周末》就影响我至深，他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岁月”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和韩寒也可以有些类似的青春记忆。 那是信息洪流尚未到来的时代，那是对所读所阅尚缺选择与判断的年纪——连《环球时报》，我都断断续续读过不少时间，仅仅因为它是我所读的寄宿学校唯一的阅览室里摆在显著位置的报纸。就这样左手环球右手南周地成长，暗自庆幸没有精神或者人格分裂。

我很难去总结，或者描述这份报纸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究竟给我带给过怎样的影响和感动，又怎样影响了我后来求学与事业的选择。 八零后的成长，信息的汲取纠结在尚未颓败的纸媒和尚未引爆的网络间，而前者对于非北上广的年轻人来说，总归是有更多的重量。 我不会忘记的是，读它的年月里，我的座右铭一直都是“铁肩担道义，辣笔著文章”。我没有经历过江艺平时代的南周。1999年那篇经典献词出世的时候，我还在小学里为着考中学而忧心忡忡。却未曾想，十年后，2009年的某天，我却坐在港大的教室里，听那篇献词的作者之一长平讲课。

尖尖角“报人”

2003年的春天，正读高一的我创办了一份在校内发行的报纸，名为《阅读》，借文学之名，传思想之火。2004年曾出三期的“报人专题”，依次介绍王芸生、储安平、史量才三位报人，其中储安平一期被团委书记的一个电话差点在付梓前被召回，也算是我第一次与审查制度亲密接触（之后不久主管的文学杂志在印刷后由于开篇诗歌“选择不当”被强行撕页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自由主义报人王芸生在1946年写下《大公报》社论《做一个现实的梦》，近六十年前就梦想联合政府、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这倒是对这2013年南周的追梦新年辞的很大讽刺。 “文人论政”的最后一人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中就为刊物的放言论事立场定调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民主自由不说，不知强推的《环球时报》社评又如何对得起“进步理性”的先人之则。“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是史量才的办报坚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9日凌晨看到《新京报》被勒令推评时报社同仁在冬夜流下屈辱的泪水的时候，不禁想，损报格、耻人格，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办完《阅读》，或者说在办刊的过程中，我的座右铭已经改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06年的冰点停刊事件是一件于我来说，是于国内媒体环境险恶的扫盲。了解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和《阅读》报人专题的编辑一起在傅国涌老师家里谈天说地，听到这个消息，气氛变的凝重许多。 自此决定在党与媒体的关系不变之前，不回大陆媒体工作。后来读傅先生的《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觉得真是血色长河，而如今空间越来越窄。如言论史写续篇，这2013的开篇，决然重头戏。

初生媒体人

高中毕业，在南京旅居一年，认识了范泓先生，读了他所著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看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局中如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通过一个刊物去影响一代政治，印象深刻。后入香港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耐心研读自由主义、民主起源、社会参与等，继续创办社团，写文议政，借此机会也认识了钱钢老师，后来听他开课讲中国新闻史，大开眼界。

在香港求学期间写论文以几十篇记，而写的第一篇，却无端端的选了一个关于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缩小、自我审查力度加大的题目。当时应该还没有想到几年以后走出校园，我最终会走进这个行业。

大学期间两度赴帝都，2008年在《凤凰周刊》实习，初出茅庐，看一个个选题如何被枪毙；2010年并非做媒体却由于朋友的缘故，几次与南周北京站的记者们杀人玩乐，听他们嘻笑怒骂，各种社会黑暗如浮云。研究生学习新闻，毕业后2011年入香港南华早报工作，我的同窗们散入许多国内外媒体，一次与一个在新华社的老同学聊起，最后说到媒体监管政策竟谈到火起不欢而散，从此明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训真有理。

2009年的时候中学母校遭遇不明真相的改制换名事件，那时还在饭否年代，微博还没有出生，没有经验的我们笨拙的试图通过新媒体扩大影响力，在杭州那厢老师罢工静坐、家长到政府游行（或者游车）的同时做饭否直播，并在线争取更多媒体关注。当时南周在杭记者站的记者也有跟进，但很快就告诉我，萱萱禁令已到。那是第一次个人感受到禁令的迅速与强大，所有的抗争都在沉默中化为无形，最后（不）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过去的七天里，好几次我感觉到2009年时的那种似曾相识的苦闷、愤怒、无力。4日凌晨在微博上写下“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楚辞·远游》，真是当时心情最好的写照。然而到7日发现路透记者终于跟进此事，而自己可以从侧予以些许帮助的时候，终于感觉到一丝在媒体行业的尊严感，那便是无论事实怎样让你沮丧，都要去挖掘更多的事实，只有细节才能说明真相，只有真相才可能推动进步。

长江后浪去何方

去年我走进过广州大道中289大院，是以老师的身份，去给南方都市报做培训，下楼时在电梯里见到南周的标志，心里还掠过一阵少年见到偶像般的激动，尽管其实很久没有碰过纸版的《南方周末》了。

培训时来了许多的年轻人，很多人站着听完了三小时。我的校内网上至今还是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怯怯的来询问从事媒体的事宜。在中国大陆，做媒体真是个理想主义成分过多的行当。于是昨天看到南方集团一记者写下“从今天起认真开始考虑转行，做记者非我不愿，已属不能”的感慨的时候，今天看到同龄南周人方可成在微博上那句“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的诗句的时候，我无奈而难过，这个体制在将这些理想主义而才气满满的年轻人驱逐出他们曾经向往、如今疲惫失望的舞台，是谁的过错，是谁的悲哀，以后又让谁来纪录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

写到这里我似乎明白，看似没有印记的青葱岁月时阅读的那份报纸，在这十年里，以它曾经那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坚守、 那份“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的执着、那份对“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的追求，以及那份“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的爱，鼓舞了一个年轻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报纸可以死，新闻不会灭，言论无法亡。无论怎样，继续上路吧。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