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首发于“旧浪潮”博客，发表于《港大报》5月号评论版。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Ruby Yang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了本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必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的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笔者有幸，跟随着港大SSST（Social Service Support Team）小组，在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而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lecturing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YoL 4.20, 2007 凌晨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