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不停地下，课上了一半，一个男孩子突然冲出了教室指着远方大喊一声“涨大水了！” 我顺势望去，都柳江比平时开阔了不少。孩子们个个紧张起来，几个男孩子先冲出了学校，一些平时乖巧的女孩子望着我们说，“老师，我们要回家帮忙搬家”。我和同事未曾经历这般情况，只好先允了她们，然后一边打电话通知办公室，一边跟着孩子们往江边走。 那个班里，不少孩子是侗族的。他们穿鲜艳的侗服，会用清脆的声音唱动听的侗歌。他们的家多是建在江边，以木吊脚楼为主，从水边向山上伸展。房子的下层养猪、牛，放农具杂物，上层住人。孩子们所说的“搬家”，便是去帮忙搬那些下层的杂物等等，否则水涨起来，便容易被淹掉。我们所在的小学，已经是八开乡地势较高的地方，赶往江边的路上，一个学生告诉我们，水涨的厉害的时候，曾经淹掉过学校的操场。 远远的望见江水里有些黑点沉浮，近了才发现那原来是人——一些村里（仅剩的）壮男，正游在那汹涌的江中，试图接住那些由于大雨、泥石流而被冲到了江里的木头——粗的有约三十公分的直径、三四米的长度，顺流而下，若是水中人被撞到，必然危险。可是江边的孩子们却看的兴奋，男生们更是跑去帮忙——用钩子钩住木头一端，往岸上拉。看来这活计早已是他们练的纯熟的了。 零六年夏天在南京接触许多民工，他们都记挂着家里的孩子，说打工的目的，大抵也便是为了给孩子攒学费。而眼前的这些孩子，却正是记挂着远方父母的“留守儿童”们。他们大多与祖父母辈相依为命，遇到大水这样的情况，也只是老少互扶，甚至于那些之前在我眼里年幼无知的十几岁的少年们，俨然便成了救家主力，个个的严峻眼神里都写满了责任。 零七年的夏天，我遇到了大约八十多个贵州榕江农村的孩子。他们分两批，第一批在八开乡都江小学，第二批在乐里镇中心小学。我的角色，是世界宣明会榕江办公室的实习生，以及“公民教育暑期实验班”的课程设计者并执教者。班上的孩子们，小的三年级，大的六年级。多数是校方代为选择出来的，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宣明会的代表童，女生为多。 榕江则是一个外人几乎不知道的小地方。从贵阳机场到榕江县城，直接开车也要盘四个小时的山路。它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有33万人口和268个村。县城很小，主要的街道只有南北方向的两条，东西方向横亘六七条街道。那里聚集着汉人、苗人、侗人，以及布依族人，等等，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生活节奏很慢。当地饮食可以以四个字概括：辣、油、酸、腥，非常野。宣明会每年用在榕江的善款大约有300万人民币，而扶助的重点是教育与环保。 宣明会是有基督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主题是儿童与扶贫，规模排得上世界前三。八二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区的操作模式简单说就是香港筹款、大陆用钱（当然在香港也有许多本地的活动）。全国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宣明会入驻，往往是以救灾、重建为契机进入，在一个项目点持续工作十年左右。例如我所在的榕江地区，是2000年的时候由于榕江水灾进入，原定于到零八年撤出；但由于实际需要，又延长了援助期限到2012年。总体上，宣明会在中国的行为相当低调，行在言先，脚踏实地，连其宗教背景也被强制性淡化，目的仅仅是在行善的同时保护自己。当时写给朋友的信笺里，我提到过自己对宣明会的欣赏：“它对于受助者愿意坚持‘和你在一起’，它真正的乐其乐痛其痛，它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让人们在它离开之后还能继续向着幸福的生活前进。这种完全不缥缈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大大减轻我们的无力感。” （待续） 相关链接： 贵州田野笔记之一：期望 贵州田野笔记之：生活

文：Huned Contractor，转载自One World South Asia 网站 翻译：马金馨 校对：黄姗姗 ————- 为建筑工人子女提供流动托儿所的概念开始在印度西部的城市Pune流行起来。这些日托中心照顾了超过一千名的下层儿童，为他们提供了非正式的学习环境，满足了他们成长中情感与社交拓展的双重需要。 Pune, Maharashtra：没有什么比成功的范例更具说服力。而正在修读理学学位的一年级学生，现年19岁的Anjana Damraji的案例恰如其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她住在Pune的一件女性青年旅社中，在尝试通过争取政府奖学金来交学费的同时，课余时间还为五个孩子补课，以赚取额外的开销。 这一切都并不显得奇怪——假如我们忽视背后的事实：Anjana的父母双双在工地上做建筑工人，而他们已经做了24年。 当被问到将来的几年里她想做什么的时候，Anjana勾勒了一副清晰的画面：“我要学习电脑科技，然后找一份工作。我希望我父母现在就可以退休。” 那么婚姻呢？“那个”，她说“可以等”。事实上，为了能够继续她的学业，Anjana曾经向她母亲隐瞒了很久她已经到了青春期的事实。“不然的话，我的父母会即刻让我结婚”她说。 而当她的父母确实发现了事实，并且不再希望她继续学业的时候，Anjana曾经度过童年的这个托儿所给予了她精神上的支持。 “Nirmala didi，那家托儿所的院长，说服了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应该留在青年旅社中，并且继续我的学业。” 改变生活 “这个托儿所改变了许多的建筑工人子女的生活与前途。” Anjana说道。 另一个故事来自Ravinder Kadam，他最近刚找了一份在业务外包行业的工作，并且希望能够攻读商科的硕士学位。“如果小时候我没有去流动托儿所的话，我可能会成为和我父亲一样的建筑工人。我乐意学习新的东西，如饥似渴的去说去写英文。因此，尽管我父亲反对，我依然继续学习。我现在准备投资房产，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在建筑工地生活了”他说。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开始能够勤力造就他们的未来——而这，必须要感谢Meera Mahadevan，因为正是他第一个在1969年提出了流动托儿所的概念。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Tara流动托儿所（TMC）已经在印度的许多城市扎根。在Pune，TARA拥有15个中心，满足了1300位儿童的需求。而激发Mahadevan建造流动孤儿所的想法的，仅仅是那样一副画面：烈日下，一个无人照料的孩子孤独地躺在建筑工地上。 现在，只要有任何大的建筑工程开工，Tare流动托儿所（TMC）就会出现，提供托管服务。建筑商会安排一处地方给它。同时TMC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忠于职守的员工。从两个月大开始，孩子就必须被托管给流动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刚开始的时候，员工们常常需要去集拢孩子。 “现在，建筑商已经更加意识到这种需求，并且乐意出40%的钱，资助他们工地的孩子们在流动托儿所的开销。最终，孩子们喜欢上了到这儿来。大一点的孩子们不再被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所困扰，而小一些的孩子们也不再被忽视，” Nirmala Hiremath说，她已经在TMC工作了超过17年，而现在已经是负责人。 “将近三十年前，当我们刚刚开始在Pune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建筑商愿意提供一些停车位大的空间给我们，再在边上放一些麻袋做隔离墙，我们就已经很幸运了。那时候没有自来水，至于员工厕所，则是在九十年代初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东西” Hiremath说道。“现在，情况已经变得好多了。建筑商已经更加意识到这种需求，并且乐意出40%的钱，资助在他们工地上的孩子们在流动托儿所的开销，”她补充道。 全面护理 值得一提的是，盲目的信仰、迷信、酒精中毒、文盲、性别歧视，甚至避孕以及艾滋病，在它们可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之前，照顾孩童这件事情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责任：与上述的这些问题进行抗争。 “我们必须从非常基本的事情做起，比如教孩子讲究个人卫生。一旦孩子们学会了这些之后，他们就会把这教给他们的父母，这是非常温暖人心的事。” “学龄前的儿童会被教授最基本的常识，而从六岁开始，他们就被鼓励去正规学校上学，即使他们继续得到托儿所的支持。对这些本质上游荡而不安定的家庭来说，正规教育是一件真正的大事。” “教育孩子，常常需要从教育家长做起，” Hiremath强调说。“我们必须从非常基本的事情开始教，比如个人卫生。简单的习惯，如饭前厕后洗手，必须要反反复复的灌输给这些孩子们。一旦他们学会了这些之后，我们会欣慰地看到孩子们回去教他们家长的场景。洗手这样简单的动作，却能够帮助提升整体的卫生状况，减少常见的疾病，例如腹泻、感冒以及胃病，” 已经在TMC工作了20年左右的董事会成员Nisha Munshi博士证实道。 有趣的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在长大之后回到了TMC，贡献一己之力。比方说Malinath Shinge，他在TMC度过了他的童年，而在他取得教师资格之后，选择了回来，在TMC工作。 “传播‘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信息非常的重要，”这位语音轻柔但自信无比的教育家这样说道。 正如委员会的一员所表示的那样，“诀窍就在于明白每一个孩子都有闪光的潜力，而他们唯一所需要的仅仅是来自成人的一点点鼓舞，而后他们就会雕塑自己的空间。而那正是TMC所致力的——为孩子提供一个奋斗的机会，否则的话他可能将一无所有。 ———————- 此文为GLI（Global Links Initiative）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