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星期内，有两个Talk值得记录。其一是上周由李乐诗策划的环保筹款晚会，其二是本周的Jane Goodall的讲话。两位女人，一位东方一位西方，前者以遗留的生命超越，后者高龄却烁烁有神。我从她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同样的安宁。无论是李乐诗的南北极还是Goodall的野地（where every little thing has a spark of the holy spirit, as she said），在那样的地方，人类只会产生两种情绪——惊叹抑或征服，而不会再有任何的迷茫。我知道自己羡慕她们，我看到她们的生命在闪光，我也相信她们不再需要解决所谓的存在的问题。是否在自然的状态下，人才能更接近自己的内心，也更能除去躁动与不安呢？Ms. Goodall说，香港是一个她无法生活的地方。这与我前几日所想的大抵一致：香港是一个哲学家无法生存的地方，当然我总是固执地以为，欧洲才能出好的哲学。很难想象一个被中环价值笼罩的城市，还能留下潜心思考的空间。出世与入世，并不仅仅是人的选择，也可以是城市的选择。 由此，想起上个周末行山到松林废堡，在那石上躺下看天的片刻。天色渐暗，暮气渐重，云层的经脉舒张而纠结，黄昏美到让人无法抵挡。也让我想起不久前自己写下的几句话： “时间与空间在他的讲述中莫名的交错了，如同黑暗中我们下山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下三人重叠的影子。夜沉默的声音使得平衡如同亘古以来的存在。而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急促。下山的过程，也是回归生活的过程，回归大地的过程，回归凡心的过程——我的生活被自己硬生生的割裂了，以至于每一步下山的路都毫无疑问的心痛无比。”（《行山记》，07年10月29日） 割裂和破碎如若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无疑是一件可怕的事。这让我再一次思考Cho提出的“生活之审美与道德”的问题。无疑，在当下的状态中，审美的生活对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道德的生活，尽管要将道德这种已经被无意识地internalized的东西再挖掘出来并且推翻这种尝试是危险甚至徒劳的。对印象派和后现代画作的喜爱，对现代诗歌的喜爱，对离经叛道者的喜爱，无一不在提醒我自己对审美的向往。当然，对无信仰者Cho来说，信仰在生活中是没有位置的。而我现在觉得似乎对信仰采取这样的处理更好：或者找出一个足够令我信服的理由使我放弃并由此回归世俗的生活（如佩索阿那种生活，也很好），或者强化信仰的生活方式，令其凌驾于审美以及道德之上。 2007-12-1，3:01 AM 只有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及学习之后，疲惫中才能静下心来，继续自己的述说。 强大的理性以一种十分霸道的气势挤进我的生活，将曾经构筑成我生活的底层的Morality以及信仰变得脆弱不堪，以至于我只能一直逃避。道德的重心一旦失去，生活就仿佛轻如鸿毛。我甚至能体察到自己对于弃绝道德的向往，仿佛只有一个弃绝了道德标准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甚至相信，即使这个人受到再多的来自外界的不解或者谴责，他的内心将依然强大而坚不可摧 。而一个受到道德的束缚的人，则是可怜的、卑微的。如同大多数人，如同一直以来的我自己。于是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 1、 是否可能做到真正、完全的弃绝道德？ 2、 是否可能完成一个受制于道德到超越于道德的转换？如果可能，又需要怎样的机制或力量？ 2007-11-12，2:34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