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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五年了。
2008年的那一天，我和Nov、Jo在旧金山好莱坞大道边上的一家青年旅舍里。前一夜我和Jo在SW一行人的旅馆里聊天到很晚，第二天我们俩在Nov异样的声音中醒来——她去旅馆前台办手续，那里的人告诉她，中国地震了，很严重。
我们迷迷糊糊的起来，我都没有从我的上铺下来，就拖过电脑开始查。阴沉的情绪在房间里飘荡，大家都不说话。后来我开始祷告，为灾民，为国家。那时那刻，千里之外，无力感将我们深深裹挟。最后竟至失声痛哭。
5月14日，我在校内上发了一些祷词。5月18日，我写了一篇简单的《关于地震后我们能做什么》。5月21日，又在那基础上发了一篇《【To Do List】 关于地震》，回应寥寥。
我们离开那家青年旅舍的时候，发现前台放了个小盒子，上面写着，把你的零钱捐给中国的地震灾民吧。
当年还没出郭美美，但我对老妈说，你别捐红十字会，钱给我，我帮你捐。
最终，除了通过宣明会捐了几百元钱之外，也没能做什么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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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后，依然有很多人在做事。
2008年6月、8月，艾晓明老师两次去灾区，和志愿者们一起去了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绵竹、汉旺等地，抵达倒塌学校废墟，探访了学生家长、拍摄了孩子们的照片和遗物，最终制作成了《我们的娃娃》。
8月下旬川震百日祭后，成都环保工作者谭作人和谢贻卉以及当地志愿者依然在主灾区10个县市80多个乡镇跋涉，寻找校舍垮塌的原因，累计行程3000公里，并且在512周年祭前，在网上发出《四川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这是有关川震校难的第一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
2009年冬天，我在港大看了《我们的娃娃》（那时还名为《天国娃娃》）的粗剪版本。艾老师在放映后特别谦虚的听取观众意见做笔记。今年五一，又机缘巧合的在香港《大堡小劳教》的纪录片放映会上，见到了和谭艾两人一起奔波的谢贻卉，她自己也已经全职投身纪录片制作了。
还有很多的纪录片在铭刻那场灾难和它之后漫长的绵延。从2008年Matthew O’Neill的《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里绵竹市委书记下跪央求游行家长，到2009年杜海滨的《1428》里为了迎接中央领导到访而清理村庄和帐篷的难民，从2011年范俭的《活着》里期待死去孩子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回来的再生育夫妇，到2013年赵琦的《殇城》里毫无关联却同样因地震而破碎重建的三个家庭。
纪录，是对历史和生命献上的最高的尊敬。有时记录者自己也要付上代价。
2010年2月，当局给谭作人定罪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我没有机会见过谭作人，但在艾老师的片子里出镜的他，留给我的，是一个侠义执着、坐言起行、有所担当的形象。他也是一个柔软的父亲，在给两个女儿的信里写下：“你们，是我的眼泪”。
至今，谭作人还在四川雅安某监狱服刑。
2013年4月20日，雅安发生七级地震。
3
今年四月初，我临时买机票飞往成都，决定清明节当天去汶川走一走。
下午降落在成都，晚上就被一些媒体朋友招待着吃火锅喝酒。问起灾区的过去和现在，大家说法颇有不同。记者A说，地震后的一年之间，他几乎天天跑灾区新闻，芝麻绿豆大的事都是新闻，直到一周年那一天， 他突然就厌倦了。记者B说，当时他看到夜里两百多个村民浩浩荡荡的打着手电进山找一个投放下来的物资伞包——那些成本超两千的伞投放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记者C说，灾后重建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清明当天，有雨。清晨从青年旅舍出发，到城北昭觉寺火车站坐大巴到绵阳，再坐车到北川擂鼓镇，下车后有一个“游客中心”，从那里买进地震遗址的车票，统一搭车进入“遗址公园”。单程五小时，人已昏昏。
天灰。人并不多。 环绕一圈，大约一个半小时。许多人在北川中学那依旧飘扬着的国旗下抬头仰望。旗杆下献花者众。一支黄色菊花五元钱。
几根交错的断石中，躺着一只穿红衣的Hello Kitty；
一块倒塌的房梁上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不要打扰她 让她安息”；
残壁上挂着蓝色的金属告示，“地震文物属国家所有 受法律保护”；
出口等车的广场后树立着巨幅的广告牌，上书：“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废墟在沉睡，春花顾自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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