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英文原文首刊于Global Policy Journal，中文翻译版刊于全球深度报道网。
在过去十年，开放数据已逐渐从抽象的概念讨论演变为一场全球运动。尽管这一潮流主要起源于西方，并借助民主环境发展，中国也并没有缺席，正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发布与使用开放数据。在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与政治环境下，开放数据作为一个舶来概念照样落地生根，并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政府效益，制定数据导向的知情决策，以及促进公民参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根据“开放知识定义”，“开放数据是一类可以被任何人免费使用、再利用、再分发的数据——在其限制上，顶多是要求署名和使用类似的协议再分发。”“全球开放数据指数”每年对各国政府开放数据的质量和可利用状况作出评估及排名。在受调查的122个国家里，中国的排名从2015年的93位上升至2016年的39位。在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开放数据被正式列为十个关键国家计划之一。《纲要》不仅对政府机构逐步开放数据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而且详细解释了这项国家倡议背后的动机，即冀望以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重塑国家竞争优势，以及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2011年起，中国国内已陆续出现十余个开放数据门户，不仅有来自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有部分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不同地方政府开放的方式、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北京的开放数据更多由政府主导，而上海则更多依靠当地高校和公民社会的推动。然而，不管何种方式，开放数据的潜在价值是共通的。
中国开放数据时间轴
开放数据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效益。
要向公众提供开放数据，政府机构需要首先电子化他们的数据，以机器可读的格式发布，并及时更新。而通过这样的操作，政府机构能够提高内部沟通，尤其是跨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调。例如，阿姆斯特丹开放数据项目使得当地的消防局能够丛水务局获得建筑工程的数据，从而提高了消防局的服务效率。
在当今中国，官僚体制庞大而复杂，导致机构间合作困难重重，而提高行政效率则成为当务之急。数据开放虽然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已初显成效。据《南风窗》2015年一篇报道，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数据统筹局在其成立第一年里，便已经整合了该区政府65个不同部门和机构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为让公众使用而发布，还为政府内部改革提供了参考。另一篇《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南海有效的通过数据整合，发现了部门间功能及服务重复的情况，并据此进行了机构重组。
要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壁垒，障碍之一来自动力的缺失。然而，自2014年中国提出“社会信用系统”以来，这一概念已成为政府内部实现数据共享的一大驱动力。社会信用系统是一个全国性倡议，旨在建立一个能够监测个人与企业活动的统一数据库。当面向公众的社会信用门户——“信用中国”网站于2015年6月上线时，已整合纳入了39个中央级别政府部门的数据。 “坚持信息共享”，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倡议的原则之一，不仅在政府部门之间，而且在公民社会与私人企业范畴继续受到推广。尽管国际舆论对该系统评价不一，但其以清晰的目标和强劲的技术支持为基础，实际有效地促进了跨部门机构的数据共享。
一旦不同来源的全部数据得以以统一标准发布，数据互通将会使整合与分析变得更容易及完善，进而使得数据成为决策的基础，造福公民和政府。
在乌拉圭，一个关于该国家医疗服务的开放数据平台通过提供可比信息，如候诊时间和用户评分等，让公民得以在充分知情后选择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英国所开发的开放数据工具中，TransportAPI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整合了多种交通工具的运输数据如时刻表、路线、当前运行，以及运行历史信息等，以此为参照，公民便能在选择何种交通工具与何时出行上做出明智决定。而在中国，尽管大多数开放数据的先驱城市仍处于收集与整合数据的阶段，一些数据应用创意已然涌现，并展示出开放数据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以环境数据为例。中国环境保护部已经向公众发布空气污染数据，但因为非机器可读，这些数据仍算不上符合开放数据标准。一些非营利机构，如“青悦开放环境数据中心”，便抓取环保部的公开数据，并以机器可读的方式发布，使之更容易被进一步使用与分析。例如，北京通州区正在利用青悦的数据来研究雾霾中PM2.5的来源，其研究结果将可能帮助政府找到更有针对性的空气污染治理办法。
使用青悦数据制作的全国空气污染图
公开数据不仅能为公众所用，使普通公民可以更轻松地探索、整合、分析与重复利用，还有助于建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
开放数据是推动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契机，尤其是以开放数据竞赛的形式。2016年的上海开放数据创新挑战项目吸引了3000余名参与者，他们对市政府释放的1000G数据进行探索，并针对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开发相关应用和服务。最终入围者受邀向政府展示他们的提案，并获得资源，使创意落地。政府数据渠道的开放，能有效激发公众的创意，吸引相关人才，增进公民与政府的沟通，并从而有可能提升两者间的互信。
中国的开放数据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前路仍有诸多挑战：缺乏清晰的指导和有力的执行，政府对透明文化的不适应，官方与民间的数据能力有待增强，以及数据的使用方式与影响追踪有限，都是亟待解决的障碍。要完全实现上述开放数据的潜在增益，中国政府必须要修订开放数据的可操指南，在系统内部推动开放文化，广招技术能力和数据知识兼具的人才 。否则，中国将会在实践数据治理、激活数据经济、释放数据价值方面失去良机——在当今的数据时代，这无疑不是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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