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一个春雨绵绵的周六中午，我和赵晗在香港中环的外国记者会吃饭。她告诉我说，这个月她就要辞职了。她下一步的打算，是回中国做记者——这个消息，在约她去记者会之前，我是不知晓的。

这个和我一样从大陆来香港大学读本科（她早我一年）的女孩子，在过去的七年里，经历了足以让许多有着类似轨迹的同龄人不解的路程——从清华到港大，从金融会计到社会服务，这十几个字可以概括的两次转折，背后却有着许多的挣扎、困惑、彷徨甚至绝望，而这所有，赵晗都一笔一划的在《和精英价值说再见》里以不能再诚挚的笔调娓娓道来。

一路同行

我和赵晗不算特别相熟的老友，却远远的互相欣赏。其实远在她出书之前，甚至早在我俩认识之前，我便已经是她的读者了——零七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她的博客，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她是谁，只是欢喜她记录的与我有太多类似的香港求学生活。尽管在现实中与赵晗略有交集，但没有把她和网上的文字联系起来。有一天我唐突给这博主发了个邮件，表达了一下欣赏之情，随后某天我走在港大校园里的星巴克外的棕榈树下，一个面熟的女生走过，停下来招呼我，我有些愕然，她看出了我的尴尬，解释道：“我就是Zihona呀！”。我哑然失笑。

那些年，还没有“港漂”的概念呢。

香港一直在变，我们这一群人也一直在成长，于是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双眼所看到的这城，都仿佛是不一样的。许多人在十七八岁的年纪来到这里，略略停留，又另走他乡，于是那匆匆几年，便是紧迫得不行的过客心态，几年过去，认识的香港只有中环到铜锣湾的距离，最多走上太平山顶，俯瞰一片高楼繁华。

但那不是赵晗看到的香港——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过客

她在《烧鸭与烧鹅——双重身份的味道》里这样写道：“过去，对于香港我怀着‘过客’的心态，难以建立归属感，常常是冷眼旁观，不置身其中。这样的心态令我非常痛苦。毕竟我不是一架偶然经过香港的飞机，可以笑看风云；相反，我更像一粒蒲公英，落在香港这块土地，汲取着她的养分，享受着她阳光雨露的滋润，也在风暴和阴霾中磨砺自己。下一站是哪里我不知道，然而此刻身在香港，我不想只成为她的过客。”

抛弃了过客心态的赵晗努力的融入这座城。在很多北京人拒绝学习广东话的时候，她说着可以以假乱真的粤语。 她或许还是无法和香港人一样爱上吃午餐肉和方便面（《午餐肉大会》），但知道了咳嗽的时候可以喝鳄鱼汤（《南北方的差异》）。 她笔下的香港，冲冲冲冲出一个效率至上的社会（《冲门，冲灯，冲死线》），也有各种充满感情的告示予人安慰（《我们离公民社会有多远？》），有比起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幼儿教育（《幼儿园面试预备班》），也有以“无私的服务”为精神的中学教育（《全人教育，服务社会》）。我相信，当她在圣诞节走进楼下的垃圾处理中心给哪里的工人送去小礼物（《香港，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以一个香港人的心态自居了——去爱你的邻舍，爱这座城。

然而香港实在是太过多元了，以至于我觉得有太多的侧面，也没有能被赵晗触及。她服务于非盈利机构，有机会接触底层弱势群体，如若能更详细写写在NGO的工作观察与体会，写写服务的对象，写写机构创始人的心路历程等等，或许能帮助读者更好的看清这公民社会运作的血肉和肌理。她关注香港的声音——菜园村事件、反高铁事件、财政预算案、反国民教育科等等，如若她能写出更多她所听到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如何混杂、冲突却最终能达成妥协，或许能让人更深入的了解这前殖民地的体制运作，以及每一个个体在社会议题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能受到的影响。这些，都是大部分在中环返工、衣着光鲜的港漂们无暇估计，甚至也无心过问的。

漂在香港

近两年，写港漂的文章突然多了，我自己也被好几家刊物采访过。然而，这个群体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被代表。我觉得赵晗或许可以代表不走常规路的港漂——所谓的常规又分两种，前者在任何一所香港本地高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白天西装革履在IFC或ICC上班，晚上如果不是在公司加班就是在兰桂坊喝酒，周末不是在公司加班就是在朋友家打德州扑克赌注上千记，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同居，住在上环或者奥运，可能已经买了房，准备着再去美国读个MBA；后者往往是非金融经济类专业毕业的，毕业成绩也一般，或者是直接来香港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只能找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月入一万出头， 工作谈不上欢喜却得为了生计而应付，为了各种原因留在香港却蜗居苦逼，往往是与三四个人合租，单人间大约只有四五平米见方，房租基本每个人要四五千朝上，剩下的工资，要不月光也难，生活的艰辛，却很难与大陆的家人提及。

赵晗大致上是从前者的生活走向了后者，过程中她要面对经济的压力、亲友的不解，但通读全书，你看不到抱怨和牢骚。她在转折中找到了平衡，她在不断的反省中抛弃了传统的成功定义，找回了她自己。她不仅追溯自己的教育与成长，也追问这个体制和社会。

她的转折与反省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高中时追问政治老师假大空答案的意义，到港大求学时受到的种种国际视野的包围和冲击（《感受“国际化”》）；从第一份审计工作时“灵感的枯竭、体力的枯竭、盼望的枯竭”（《谁穿过谁的鞋走过半里路》），到辞职之后的迷茫与压力；从参加同学聚会时面对他人精彩生活时的挫败，到“更能欣赏简朴的生活，也越来越懂得享受简朴的美丽和舒适”（《生命更新》）。到最终，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要追求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卓越，而是有灵魂的卓越”（《不再一味追求表现》）。

而这整个过程的结果，在此书的书名里就开宗明义的表明了——和精英价值说再见。

追寻自我

从人大附中到清华再到港大，她一路名校一帆风顺，最终却发现 “当我走进社会时，当我真正接触人生时，我惊觉过去的精英教育是残疾教育。在做精英之前，我还不会做一个人！”（《如果中学可以重来》）。作为在同样的精英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并最终幸存下来的我，对于她所描写的那一整套评判体系与价值判断太熟悉不过了。那种竞争与比较，那种盲目的追求，那种心灵的干涸，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烙印，而我自己，亦对这套价值体系有过很多的质疑和反省。赵晗将“精英价值”定义为“享受优越特权，追求体面不凡，脱离劳苦贫贱”，在我看来，赵晗所反的精英，更多是传统定义的“上流成功人士”。她所反对的，是成功标准的单一化、社会阶层的两极化、人类灵魂的物质化。她所崇尚与追求的，是自由和灵性，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与关爱，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而谦卑的存在，且能不依赖于外界评判而对自我价值有所认可。

其实即便仅仅在港漂圈里，也不少告别了传统“成功”定义的朋友，在各自独特的道路上行走与摸索。有创业做社会企业的，有业余策划TED的，有投身社会服务领域的，等等。当然更多迫于香港的生活压力，是在一份正常甚至光鲜工作之外，再去做一些微小的努力——平时周末的三两小时义工也好，一年一度的大型筹款也罢，涓涓细流终成大海，香港成熟的公民社会都是那所有点滴的服务汇聚起来。

赵晗是有勇气的，因为她将她的反对旗帜鲜明的公开喊了出来。而更多的人只是在默默的与社会妥协的同时改变自我。但我相信她不是孤单的。至少，这一路，她有上帝同在。

信心道路

尽管有“信仰之旅”整个章节来描写作者的信仰，但其实信仰对她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整本书的各个角落，也体现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在辞职之后、找到新工作之前的低潮期里，她这样描述道：“这段时间我的人生大大地改变：从I am something，到I am nothing，到最后看到God is everything”（《信心道路》）。

老实说，我原本期待看到更多、更深入的对信仰的描写。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赵晗去同一家教会、同一个团契，我看到她对上帝的热爱、对信仰的虔诚、对圣经的思考、对弟兄姊妹的关怀。我相信，如果不是对灵命自由的渴慕，她不会如此憎恨剥夺了一切个人时间的第一份工作；我相信，如果不是对服务神的召唤有所回应，她不会去突破机构做义工，也就不会有她的第二份工作，甚至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神在她的每一步人生都有所准备、安排和供应。上帝是爱她的，也将继续大大的使用她。

未来会如何？

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没有想到的是，开篇第一个故事里，赵晗就写下了她一直想学习新闻专业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的过往，而结尾的最后一个故事里，她又郑重写下了这样的话“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公平公正的渴望，对于苦难的体认，对于文字的敏锐，都令我一心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知前路，却是盼望》）。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前方依旧是布满荆棘和碎石。但看着赵晗一路走来，我有理由相信，摆脱了精英优越感的她，将能够俯身低头去走那不易的道，带着爱去交谈和纪录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故事。

我期待着读她的第一个稿件。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