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外国语学校是我的母校，在那里碰到的人、做过的事对于我之为今日之我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无论她将来如何易名、如何变迁，“杭外人”都是我的身份与骄傲。 在那里我从十二岁成长到十八岁。 在那里我第一次赢得运动场上的冠军。 在那里我第一次拿不及格的分数。 在那里我印刷了第一份自己编的杂志，创办了第一份自己做的报纸。 在那里我初恋。 在那里我遇到一辈子的朋友。 在那里我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你们如今天各一方。 I am proud to be an alumni of 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前天深夜去见了小临。他来香港出差，刚刚从一家有名的咨询公司辞职，即将离开上海去新加坡做一个trainee的工作。五个月不见，他明显发福了，黑夜里隔着一条马路，我都不敢认。走到近了，脸上再没有了以前的锋芒。 他一直是同龄人中我最欣赏的之一，理想主义而又刻苦实干，充满社会责任感，平易近人。我们毕业于同一所中学，他大我一届，或许曾经彼此在窗口眺望到对方过，但从不相识。 翻看邮件记录，第一次与他严肃认真的联系是07年的平安夜。在这之前，他已经是北外国商的风云人物了。他将AIESEC引入北外，参加各种商业比赛拿奖，自己去非洲实习，而后创业，这对许多大一大二的人来说，简直很难想象。于是我的第一封邮件写的谨慎而谦卑，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写道： 你最让我欣赏的，应当也是你的行动力。一路看着你的奋斗与抉择，你的骄傲与梦想。很感动。而我好奇的是。你是如何克服走向理想的那种彷徨和无助的（if any）。如今我还在校园的庇护下，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但是我知道几年之内我必将遇到。 我几百字的邮件，24小时之内就收到了他几千字洋洋洒洒的回复，各种分享侃侃道来，一时觉得这个被光环罩住的人变得亲切无比。后来他又耐心细致的帮我改人生的第一份粗糙无比的简历，回想起来都不甚感激。 随后我就去了美国，那半年里面在MSN上聊的很多，大抵是关于各自的奋斗、对社会的关注、个人管理经验、对NGO领域的看法，等等。初夏开始我着手创办杭外校友会，他从最开始就是最有力而富建设性的支持者，并且我们的思路和做事方法也一直很契合。 第一次见面，已经是08年的秋天了，在香港。当时他已经定下了工作，拒掉了宝洁和陶氏，去了现在正要辞职的这家，而选择的理由是，只有这家愿意给他多一年时间去折腾——他是我朋友中少数在大陆大学毕业，却take gap year的。第一印象和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说话温和，没有想象中咄咄逼人的样子。在那之后的一年里，他先是尝试创业，而后在一家教育类NGO工作，时常听他跟我说一些进展或者挫折，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亦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那一年他信了主，于是我们在志同道合之外，又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了。之后又见过两次，一次在夏天杭州的咖啡馆，一次在冬日香港的果汁店。 听到他说辞职，我并不意外。他一直都是一个折腾的理想主义者，如若真能被一份工作栓住不动，那必定是这份工作本身了得。他总归是有些其他更多想做而未做的事情的。我也同样。不然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何况到如今，我已然切身的体会到了当年给他的邮件里所提到的“走向理想的那种彷徨和无助”，亦逐渐找到自己的克服办法。 这一次是在西环吃甜品。言谈间，我问他，你现在最大的野心是什么？他回答说，在北京开一家cafe。 多么的好，Nov想去北京开饭馆，我想去北京开书店，我几乎可以想象将来呼朋唤友在我的书店买些书，带去小临的cafe开沙龙，聊完了国事天下事之后再去Nov的馆子吃一餐，最后拎上几罐啤酒去长安街上走一走。多么美好的生活，多少梦想在空中飘荡。

全国35天连发四起校园血案，新闻看得人忧心忡忡。 这个社会怎能如此充满仇恨、愤怒、泪水与悲痛。 病入膏肓。 之前你再怎么说社会问题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如今刀子砍到了孩子们的头上，谁还能再充满信心的说，这个社会很健康，明天很美好。 在世博会开幕的日子里，我选择重听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