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Updated：3月14日，增加了Olivia Chang同学推荐的WSJ Japan Real Time, Philip Yin同学推荐的Russian Times和Al Jazeera，以及一些中文媒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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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11日下午，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最高为里氏9.0级的多次强烈地震，随后引起海啸。全世界媒体迅速关注并跟踪报道。此文旨在回顾比较不同国家的媒体报道有何区别，以及不同平台的报道差异。

日本媒体以其及时、准确、全面赢得了全球媒体的尊重——在媒体之间，表达尊重的最简单方式便是引用。在很长时间内，很多电视台都是用NHK的录像，而根据《中国记者》杂志《日本媒体怎样报道自然灾害》一文，“每当大的灾害发生后，NHK通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NHK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可以从距离灾害发生地点最近的地方调集记者。此外，NHK拥有直升机，以便记者在交通中断时以最快速度进入灾区”。NHK此次的直升机俯拍海啸的视频更是其他电视台无法比拟。以下便是AP引用NHK World的海啸视频片段——这段Youtube上面的录像在48小时内点击率已经接近600万。

《日本媒体怎样报道自然灾害》一文对为何NHK能做到这样的及时准确报道也做了解释：

“以NHK为代表，日本电视台对相关报道常备不懈，并根据事态大小分为三个等级，并因此采取不同措施。其中第一等级就是东海大地震、富士山喷发等，特别是东海大地震，这是每年防灾演习的主要内容，NHK电视台为应对做了充分准备，甚至细化到备好播音员稿件。如果强度超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虽然建筑的抗震强度没有问题，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正常履职、通信设施、电力供应等都很难保障，因此NHK电视台在确保记者、信息源、电力方面做到了未雨绸缪。”

“电视台之所以能这样快报道地震，一是靠外部帮助，NHK电视台与气象厅信息共享，气象厅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地震仪，可即时测出地震强度和震级，二是电视台本身有备无患。NHK电视台开发有地震仪、照相机和记忆装置联动的装置，可再现地震时发生摇晃的场景，安装在各地的电视台设施内，此外，为掌握地震时的录相信息，NHK电视还在全国各地设置自动摄像机，放在电视台大楼、车站、机场和繁华街道的建筑物上和高山上，让人通过图像对地震受灾情况一目了然。地震容易引发海啸，因此在容易发生海啸影响的海岸也安装有自动摄像机。这些措施在发生危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大灾害时，对尽快传达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

处于接近时区的港台媒体虽然无法做出类似质量的报道，但是还是利用地区优势占了先机。香港凤凰卫视在东京有记者，在现场采访当地居民；台湾东森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专家做分析性报道，从各个角度向观众解释地震海啸的情况、带来的各类危险、可能引发的后果，等等。其中专家们解释着解释着就亮出了iPad，准备非常之充分。

至于笔者所在的香港南华早报，在周五下午两点半，即地震发生后大约半个多小时后，网站编辑才开始写稿，基本是基于AP的稿件。同时，在平时下午五点的日常选题会之前召开了紧急编辑会议讨论相关报道。选题会的同时，开始在社会媒体上寻找在日华人。由于灾区电话通讯失去作用，只能靠邮件和被采访对象进行联系。作为非新闻事发地的纸媒的劣势尽显无遗。

而英美媒体，除了部分通讯社，则更是在一觉醒来之后才发现太平洋的那一端发生了这样大的灾难。但网站建设较成熟的纸媒依然显示了强大的职业素养：英国Guardian（卫报）做了一个及时更新的博客，综合各方消息；类似的有美国WSJ华尔街日报的Japan Real Time博客上的Live Blog，其Facebook Like数量达2K，但是以文字为主。Al Jazeera的博客则兼顾录像、文字、图片、引用等等，效果比较丰富。

美国NYT纽约时报在首页做了Photo Slideshow，以及做了多媒体对比图（下图）、对核电站的3D多角度解释、对地震原因的动画分析、对灾难现场的高清照片展示，以及对所有受灾地区的宏观地图导览。其专业程度及制作速度确实达到了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高度。对比图的来源是Google，也有其他媒体采用，例如澳洲的ABC News。

英国BBC的package略有拼凑的感觉，但其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处理：一是一个可以直接点击播放视频的地图（下图），二是一个来自当地目击者的第一人称口述集。与后者对应的可以参照美国CNN的公民新闻平台iReport，在它的日本海啸选题下48小时内已经有超过一百条的短片回应。

至于中国大陆媒体？根据BBC中文网的分析，“中国媒体在报道日本地震报道时突出了中国视角和中国人的感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而本文更关注的是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报道方式。不少大陆媒体都派出记者前往日本，尤其是一些地方都市报。来看几条微博：

@中新社记者侯宇：目前在灾区出行、采访，最理想的交通工具是——直升机！有可能吗？我们会尝试联系日本自卫队或美军，但此前跟我在共同社的老师联系后被告知：“共同社恐怕无法提供这种条件”。尝试其他可能吧！

@南方都市报：南都第二批记者将于13日上午抵达东京，他们走遍中国但不懂日语，希望能够得到当地华人华侨留学生的帮助，如果你愿意并方便帮助我们，或有相关资源告知，请联系——邮箱shenduduihua@gmail.com，手机18602006757，不胜感谢！南都日本地震报道小组需要你！ 原文转发(978)|原文评论(338)

@南方都市报：除正在东京的本报记者左志英第一时间发回灾情和救援报道外,南都再派出视频、摄影记者3名，文字记者7名赶赴灾区。

只是前提是南都无人会日语，在新浪微博上公开寻找当地留学生做翻译。准备之不充分、派记者之考虑不周全，令人哑口无言。一份都市报，却派出了10余名记者前往灾区，甚至超过很多国际性媒体在当地的力量。而记者们在当地的表现又如何？央视记者在采访时遭遇余震夺路而逃的新闻已经让人贻笑大方，而面对天灾时，作为一个记者，如何保持头脑的冷静、思维的迅捷、行动的灵敏，则不仅仅是CCTV需要学习的。

最后小插曲一个：俄罗斯的Russian Times竟然在网站右侧做了一个投票：如果全球性核灾难在日本爆发怎么办？最后一个选项赫然是：承认世界末日已经在2012之前到来。

假設地球update之後自動重啟
一夜之間2011年變成了創世紀
不明真相的人們還追問
幸福在哪
地球早已撤掉
沒有尊嚴的杯具

告別的靈魂，釋懷的微笑
回望著玉樹舟曲
礦井的下面，工人和老闆
探討生命的意義
不管是誰的二代
都享有一樣的機遇
每一個中國人笑著説
我們不會病無所醫

等待吧，在努力之後應該有幸福的旋律
盼望吧，尊嚴的活著不會是奇跡
擁抱吧，請世界不要拒絕這展開的雙臂
別嘲笑，我想有希望的權力

親身的骨肉不會被人販活活地奪去
沒有無辜的村民被莫名錯判入監獄
就算你爸是李剛也不敢再無視法律
領導不再有精力去寫性愛的日記
村長的手錶，沒那個必要，成為關鍵的證據
貧困的青年，手握著學歷，卻不會無處可去
春運的鐵路應該拉近我們和家的距離
不再有天價的油費路費讓司機們無語

相信吧，這土地會給我生於此地的意義
相愛吧，賜予我感性的勇氣
相擁吧，請冷漠不要斬斷這信任的雙臂
告訴我，我擁有希望的權力

阻止強拆的方式不會再是焚燒自己
所謂稅費也不會收得我們雲里霧里
工資的上漲速度應該比物價上漲更給力
大夥發現除了金錢還有道德這個東西
時代廣場上，中國的形象應該是公平和正義
GDP數據，不是遮羞布，蓋住貧富的差距
平地而起的高樓不會只讓我們嘆息
戶籍不會讓我們感到無法自由地呼吸

微笑吧，但願這笑容不會是幸福的面具
跳躍吧，呼吸有尊嚴的空氣
擁抱吧，請世界不要拒絕著展開的雙臂
別嘲笑，我想有希望的權力

很快翻完《送你一颗子弹》。喜欢的，是她对于学术界、英美高等教育生活的真实描述。比如，她在《飞跃流水线》里写道：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和我熟悉、一起走过大学时代的朋友有些或许还记得当年——也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是很有一番学术雄心的，非把博士学位拿到手不可。恰好，我专攻的领域正是政治学，和刘瑜一样。可是，去美国做了半年交换学生回来之后，我就基本打消了申博的念头。一来是看到了美国社科学术圈一些让我并不认同的风气，二来是领略了在美读书的孤独。对于后者，刘瑜那篇《一个人要象一支队伍》该是许多人都读过的了，里面描述了她正常的日常生活之后写道：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

但是作为一个战斗力顽强的女博士，她究竟是炼成了“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的境界。而在此境界之外，她还是要处理很多一个人以外的繁杂事务——好像《厨房政治》里的辅导员刘瑜，或者去参加一些并不是那么带劲的social——好像《记一次邪教活动》里那个社交女刘瑜。

《厨房政治》或许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几段这样写：

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作为一个同样学习政治、同样曾经信奉过“协商民主”、同样在简单的学生活动中遭遇过类似的滑铁卢的我，真是太深有同感了。

和我交往时间再长一些的朋友，或许还能记得我在高中阶段就萌发的对自由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制度的向往。然而在我最终选择了将政治理论作为我的专业来深入学习之后，周围人能感觉到我对政治逐渐冷淡——至少在表面上。事实是，当你发现原来“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容易喊的口号，而是一套深邃复杂的理论、带着很多套品种繁多的操作程序的时候，你盲目的热爱自然容易退回到一种冷静而理性的审视。而那些程序，当你操作过，才知其难行。就好象很多理论的基础是人是理性的，而又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理性的脆弱乃至不存在，你又怎能再相信那些理论呢。

于是一个学习政治的人，终究还是反观现实，回到起点。我选择曲线救国，做一些公民教育，做一些公众参与项目，做一些普及常识的活动。而刘瑜，最终选择了回国——当然，她对这里的情况，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她在《关于Me Generation一文》里这样说：

关心政治的人一般都是试图改变政治，“改造现实”，但是看看那些维权人士的下场，你能为“改造现实”做出什么贡献呢？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不能改造，只能谈论，在一定意义上，关心政治的唯一效果就是给自己添堵。

希望她回国之后的日子过得没那么堵。她现在的学生估计都是九零后了吧，如果她能让他们明白，关心政治就好像关心油盐酱醋、关心房价、关心情人节一样正常，那么，她也算是实现了一小部分政治理想了，我想。正如她在《超越那一天》里面描述的：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那一天没有那么容易被超越。但是，我想——我也希望，刘瑜送出了这一颗子弹之后，还有许多颗已经上膛。让子弹来的更猛烈些吧！射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