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我是带着很多的假设来到P社的门口的：假设会有记者的带领，假设会有编辑的照顾，假设会有社里的培训，假设会有“学习资料”，假设别人会容忍你是实习生而什么都不会，假设别人会容忍你是非新闻系的而什么都不懂……事实是，所有的假设都被推翻。有本事推开这道门的人，就被默认有本事带着选题与大脑走出门去，独立采访与写稿，并且为自己的文字负责。

一个月可以做什么？是的，连头带尾，我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离港之前，Tina从P台总部给我拿回来一本P刊，打开来对我说，“呶，实习生可能就只能做做前面这种国际新闻摘要啥的”。去P社之前，我的目标也并不远大，只想看看媒体内部的原生态，有机会的话多跟老记者出去跑跑，见见人，便好了。可惜后来的情况是，一来老记者极少出现在办公室要跟他们说句话都不容易，二来好的记者一出去跑就跑出北京了，哪能再带个小跟班呢。一周之后，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expectation：“两周内希望能协助完成两个选题，独立完成一个选题。最后一周争取到广告或者市场部门观摩学习整个市场运作。走的时候，能够深交两到三个记者。”最后一周的期望没有实现，因为后来帮忙的选题太多了。不如列一下我参与过的题目：

总的来说，这是不断摸索、不断学习的一个月，也是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抵抗时效压力的一个月。Nov陪着我跑到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中国式调查报道》等等的书，常常一边看一边设计采访；采访别人的时候被“我不知道、我没意见、对不起我不想说了”给挡回来过，也被公关部门礼貌的糖衣炮弹给挡回来过；有很想去的采访临时被勒令不准去了，也有因为英语好被派过来推不掉的任务；每天晚上Nov乐呵呵的对着电视看奥运会，我对着电脑查我的资料准备我的采访，偶尔还会因为压力大而发脾气，好在Nov还算容忍我。奔波于广安门与建国门之间的时候，我在弥漫着人们汗味与早餐香味的地铁中反省自己的各种假设与选择。

对于记者的工作和媒体这个行业，慢慢开始有一些成型的一些感觉和了解，已经是八月中旬的时候了。记者做一个题目，从选题，到调研，到采访，到写稿，每一步都有太多的功夫与细节在里边，远远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样简单。能力与时间所限，最终我还是没能独立做一个选题，也不曾单独写稿，但已然体会到其中的太多艰辛与不易。在中国这片新闻富矿，找好的题目不难，挖深的真相却不易，好的时政记者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在P社我看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行动型的，积极投入社会；一种是学者型的，坚持独立思考。但中国式调查报道的前景究竟如何，却不是一个眼下能回答的问题。新闻理想的黯淡是太多的抵触与管制之后以及太局限的时效与经费限制之下的无奈选择而已。

一个月内，除了P社的老师们，我还陆陆续续接触了《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中青报冰点》《竞报》《中国工业报》下至实习记者上至副主编的传媒人，也通过朋友了解了《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杂志的情况。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平面媒体的队伍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流动性太强、合作意识淡、职业化程度弱。

流动性太强——半年跳一次槽似乎不是奇怪的事情。像P社这样人员流动快的，或许除了主编和负责人员的姐姐，没有一个人可以报得出所有新老记者的名字。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相对来说，媒体门槛低，流入渠道通畅；作为反例的《财经》某种程度上就是依赖其高门槛和专业性维持着强大的记者团。另一方面，同类刊物中各家特色不明显，记者文化归属感很弱。据说《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方面则做的相当出众，导致很多人进了三联就和消失了一样（再也不出来了）。流动性强带来的一个次问题，或者说“特点”，则是记者之间，甚至记者与编辑之间的合作意识淡。飘来飘去习以为常，自然单打独斗引为常规。

职业化程度弱——这当然不仅仅指记者，也包括编辑，甚至管理层。对记者来说，大约半数记者并非新闻专业出身（国内高校泛滥的新闻院系对学生的职业化培养贡献几何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闻采写的职业培训要在工作中完成，而所学专业为其职业添翼的可能性又常常被“市场需求”所限制，比方说P社的首席是被挖来专门写财经新闻的，尽管他本身专业是政治学并且他更愿意也自认为会更擅长做政治类的选题，他所面对的现实是每周三四个财经大题目，要脱身都难。对编辑层来说，如何策划、如何布局、如何与采写中的记者保持有效的沟通，都不仅仅是经验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对管理层来说，如何建设刊物文化、如何稳定人心、如何在保护记者的新闻理想与追求刊物的商业价值上取得平衡，都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在P社我看到的好记者，有很多个都在考虑出路，而主编又只顾招收新人写稿填充版面，而忽视新人的带领与培养，导致整体队伍青黄不接、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工作心态拖沓而浮躁。

记者的队伍组成与媒体的平台效应相组合，出现了一个相当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记者队伍鱼龙混杂，受过相对精英的高等教育（如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或海归）的记者非常稀少——当然，记者这个行业并非以背景论英雄，它更像一个江湖，黑白两道通吃的人更能胜出。自由撰稿人L对我说， “国内媒体培养了一大批废人”，这话是否偏激暂且不论，小混混太多以至于快把大侠们给淹没了倒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而悖论的联接点在于，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又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于是它所呈现的对话，往往是不知所云的记者面对泰斗大师级别的人物（特别是在文化界），读者呢看了访谈又云里雾里，迷迷糊糊中一起尊敬起那些占领着传媒高地的“公共知识分子”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此类平台于公共的渗透性值得怀疑，从而也不难理解草根媒体崛起的机理。

除了队伍的问题之外，平面媒体这个平台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危机，比如整体性的社会信息过剩、网络平台的多维化以及网民意见的崛起、媒体管理方面人才链的缺失、与外媒的平等交流不够、享有的资料来源太少、专家学者的媒体关注度过高，等等。“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纸媒的深度与优越性究竟该如何体现？如何与网络资讯的迅捷与便利拉开距离？相比于出版业的黄昏迟暮、新媒体的蒸蒸日上，报刊杂志所处的地位实在尴尬。

零八年中国多事，媒体亦坎坷。某一天我发现MSN上的记者朋友们许多都把签名改成了“江老师您好”。记者，这一群本该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的人们，却只能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意。钱钢老师在“解读中国”一课上谈到自己在《南方周末》的离职时候，带着他惯有的淡定微笑说，“这太正常了，没什么可说的”。揭发三鹿奶粉的简光洲记者自述发稿前夜失眠了，我只衷心的希望之后更多揭露社会真相的记者，可以为自己的坚持与倔强而骄傲，并安然入睡。这一职业危险而艰难，有担当者却配得冠冕。

建立在以上管中窥豹的对媒介的理解之上，我也再次开始反省自身，尤其意识到自己在信息判断与综合分析两种能力上的不足。记得有一天我在几个选题任务的夹逼下忽然变得很沮丧，给Mr.Air发短信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记者。那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记者是一个写别人的故事的职业，面对着他人的生活、客观的事件，去冷静的剖析和解读，而我却更喜欢写自己的故事，喜欢开拓与创造。这两者是不同的，尽管同样需要激情，也同样充满压力。我更喜欢做事，行动、运营，做一个先驱者，带着理想去工作。当然，做新闻，不止有记者这一个选择。

离开P社的时候，许多想像被现实所替代，而更多的疑惑存留脑海。回想到P社的第一天，沉默而拘谨，周围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赶着出稿，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忙打了一页梁文道传真过来的手写文章（字还不错）。回香港之后我听了一次梁先生的讲座，末了他回答某个新闻系的学生的提问，诚恳地说了一句：“要做新闻，就回大陆吧，一定要回去”。用这句话送给所有我还在国内打拼的记者朋友，以及所有新闻理想尚在的同学们，还有我自己。

我的北京，我的八月，熙熙攘攘而又空空荡荡，如同深夜里打不到车的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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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离开之前，V发短信来说，这周六带你去长城吧；我无奈的说，恩，不行，得加班呢，采访。我的北京没有长城，没有香山，没有鸟巢，没有。有的是大栅栏边上那条不知名街上的番茄牛肉面以及面馆四周墙上破破烂烂却极其有神的京剧脸谱，有的是午后的后海边上那些游泳的孩子和下棋的老人，有的是地坛里边的荫绿、静谥、斑驳阳光，有的是圆明园的残荷以及边上练武的少年……当然，还有自家茶几上的凉拌黄瓜、炒青菜、手撕茄子、番茄蛋汤。至于那咫尺之外的狂欢，则依然停留在电视上以及想像中，只是稍稍还渗透在点点滴滴当中：头顶的蓝天、空城的坦荡、故友的谈话、地铁的喧闹、公交的恐慌……我只单纯的希望我可怜的笔记本没有因为过了太多次的安检而折寿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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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入某住宅区的内部，打开厚重的铁门，过道尽头掀起帘子，才是猜火车咖啡馆。没有熟人带着，我是决计找不到这方天地。几大片的书架，零星熟客散坐着，墙上的沙龙活动照片肆意潇洒，Z叔叔一个个点着帮我认：“瞧，这是XX诗人，这是XX作家，嘿，这儿还有个XX画家，好久没他消息了”。我在里屋昏黄的灯光下磨咖啡，那个虹吸管子隐隐约约让我想起来高中时候失败的物理；外头在播侯孝贤的片子，一圈的沙发上蜷缩着专注而慵懒的人们。诗歌、文艺一旦与地下、隐蔽这些字眼联系起来，就仿佛多了一层天然的骄傲，决然的表明了不与学院派、体制内同流的趣向。至于商业化的798，则已然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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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Z匆匆赶到的时候，桌上还散放着水果和啤酒，人零零星星的，互不相识。有一只玩具一样的小狗睡眼惺忪，还有两只猫精神抖擞的在院子里蹦达。天黑了节目才正式开始，一桌子的人表情不一：稚气或痞气、严肃或调侃、主持或旁观、友善或抗拒。有络腮胡子，有文弱白脸，有唱歌的美国黑人，有策划的荷兰导演，有在国企管电脑的，有靠演出吃饭的：每个人背后都有着一个或许足够令人不安的故事，如同我与小Z这样的体制内好学生则瞬间成为异类。X那受伤包扎的左手一直藏在敞开的衬衫里边，嘴里喃喃：美国人动枪，他们动刀，都一样，只是他们现在老了，不再自己动手。我一直沉默倾听，因为我知道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听到这些言语：这些粗糙而真实的言语，这些从小不愿与体制妥协的言语、这些直率而戏谑的言语、这些坦诚却消极的言语；透过这时不时穿带着脏话的声音，我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仇视、饥饿与悲伤后边的认真与爱，无论这份爱的对象是音乐、自我还是其他。我热爱并尊敬那伤口背后的每一个故事，在他们面前，华尔街和常春藤的人，拥有的骄傲又是多么的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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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老师邀请，C老师做东，在一家贵州饭馆聚餐。来了一圈70后副主编，新闻周刊、新京报、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加一个从某500强离职不久出来自由撰稿的长发男中年。北京圈子习惯称老师，于是我也成了M老师，有些诺诺加脸红。新闻人相见，话题自然从中宣部的电话开始。几轮消息互通下来，原先不认识的也熟捻了八成。一些之前担心的觥筹交错没有实现，70后们相聚，对怀旧的热情高于对酒精的热情，整个饭局缭绕着一种八十年代的气息，言谈间的关键词居然是诗歌。席间说到当年的那些人，提及北岛，不知道哪位感慨了一句“可不是，他还在写”，突然间其余人都静默了，空气里飘着一缕难言的敬意。“来，为奥运早日结束而干杯！”缅怀终究被拉回尴尬的现实，正如长发男中年在念叨陈敬容的同时，更希望因为地下室清空被赶走的小青年们快点儿回京，这样他家楼下的小饭馆才能正常营业，以解决他的三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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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是我走进杂志社的时候，第一个与我说话的人。这是个P大政治硕士毕业的书生，儒雅、文弱，金丝框眼镜背后是一双温和沉静而偶尔闪光的眼睛。南方人的内敛与中庸掩盖了太多骨子里的风流倜傥，而烂漫情怀被文字下的宏大叙事以及儿子的奶粉压住。被周围人问及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的轻声回答；评刊会上面对众人的表扬他一声不吭；选题会上总是扔出一连串的重磅题目，然后一个一个的通过，结果就是很多记者一个题目没有他却一个星期要做四五个。他用古董式的通讯录，被我调侃的时候微微皱眉笑的很尴尬，然后略略侧过身去躲着我的目光找到我要的人把电话给我，还跟我解释说，这个其实说不出太多电话采访就可以，那个很认真会好好准备你的问题，云云。他会一个星期有三天穿那件粉红色的POLO衫，然后又被我调侃，然后脸红的解释说忙乱中只好抓起一件衣服就出门。他会把一个背景资料整理好的文档传给我，问我觉得稿子框架该如何定；他会把我做好的采访录音带回家去听，然后从粗糙的30分钟里面挑出2分钟的话写进文章里；他会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问我怎样修改会更好一些——种种都让我常常忘记自己身为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在外交公寓前边那静悄悄的林荫道上，我们说起Joseph Chan以及T大的教授，谈到政治学领域的重要figures，更多的是沉默——令人安心而温暖的沉默，在零八年夏末的某个夜。

我现在写博客写的很少了。或许在《凤凰周刊》的一段实习经历也有影响，但更多是自己的感受，那便是，这个世界实在是已经太过信息爆炸了，一切都那么的碎片化，人心浮躁不堪。在凤凰的日子里，我不仅停了自己的博客，连看别人的博客的动力都没有了。我觉得再去创造一些随意的碎片化的意见，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实在并非是建设性的。而反省自身，草草读了几年书，却也没有能够真正建立一个成熟的学科体系来放置自己的知识，就好象海绵在吸水时候很难同时出水一样，我不仅不乐意，更不能够产生有质量的、值得公开化的意见。当然，像你和锅子一样，能够通过自己的博客去影响一批人，那出产一些文字，还是相当有意义的；而与此意义并存的，也是一份责任吧。

08.10.29, 致阿啃信 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