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馨 Ma Jinxin

1

512，五年了。

2008年的那一天，我和Nov、Jo在旧金山好莱坞大道边上的一家青年旅舍里。前一夜我和Jo在SW一行人的旅馆里聊天到很晚，第二天我们俩在Nov异样的声音中醒来——她去旅馆前台办手续，那里的人告诉她，中国地震了，很严重。

我们迷迷糊糊的起来，我都没有从我的上铺下来，就拖过电脑开始查。阴沉的情绪在房间里飘荡，大家都不说话。后来我开始祷告，为灾民，为国家。那时那刻，千里之外，无力感将我们深深裹挟。最后竟至失声痛哭。

5月14日，我在校内上发了一些祷词。5月18日，我写了一篇简单的《关于地震后我们能做什么》。5月21日，又在那基础上发了一篇《【To Do List】 关于地震》，回应寥寥。

我们离开那家青年旅舍的时候，发现前台放了个小盒子，上面写着，把你的零钱捐给中国的地震灾民吧。

当年还没出郭美美，但我对老妈说，你别捐红十字会，钱给我，我帮你捐。

最终，除了通过宣明会捐了几百元钱之外，也没能做什么别的。

2

地震之后，依然有很多人在做事。

2008年6月、8月，艾晓明老师两次去灾区，和志愿者们一起去了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绵竹、汉旺等地，抵达倒塌学校废墟，探访了学生家长、拍摄了孩子们的照片和遗物，最终制作成了《我们的娃娃》。

8月下旬川震百日祭后，成都环保工作者谭作人和谢贻卉以及当地志愿者依然在主灾区10个县市80多个乡镇跋涉，寻找校舍垮塌的原因，累计行程3000公里，并且在512周年祭前，在网上发出《四川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这是有关川震校难的第一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

2009年冬天，我在港大看了《我们的娃娃》（那时还名为《天国娃娃》）的粗剪版本。艾老师在放映后特别谦虚的听取观众意见做笔记。今年五一，又机缘巧合的在香港《大堡小劳教》的纪录片放映会上，见到了和谭艾两人一起奔波的谢贻卉，她自己也已经全职投身纪录片制作了。

还有很多的纪录片在铭刻那场灾难和它之后漫长的绵延。从2008年Matthew O’Neill的《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里绵竹市委书记下跪央求游行家长，到2009年杜海滨的《1428》里为了迎接中央领导到访而清理村庄和帐篷的难民，从2011年范俭的《活着》里期待死去孩子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回来的再生育夫妇，到2013年赵琦的《殇城》里毫无关联却同样因地震而破碎重建的三个家庭。

纪录，是对历史和生命献上的最高的尊敬。有时记录者自己也要付上代价。

2010年2月，当局给谭作人定罪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我没有机会见过谭作人，但在艾老师的片子里出镜的他，留给我的，是一个侠义执着、坐言起行、有所担当的形象。他也是一个柔软的父亲，在给两个女儿的信里写下：“你们，是我的眼泪”。

至今，谭作人还在四川雅安某监狱服刑。

2013年4月20日，雅安发生七级地震。

3

今年四月初，我临时买机票飞往成都，决定清明节当天去汶川走一走。

下午降落在成都，晚上就被一些媒体朋友招待着吃火锅喝酒。问起灾区的过去和现在，大家说法颇有不同。记者A说，地震后的一年之间，他几乎天天跑灾区新闻，芝麻绿豆大的事都是新闻，直到一周年那一天， 他突然就厌倦了。记者B说，当时他看到夜里两百多个村民浩浩荡荡的打着手电进山找一个投放下来的物资伞包——那些成本超两千的伞投放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记者C说，灾后重建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清明当天，有雨。清晨从青年旅舍出发，到城北昭觉寺火车站坐大巴到绵阳，再坐车到北川擂鼓镇，下车后有一个“游客中心”，从那里买进地震遗址的车票，统一搭车进入“遗址公园”。单程五小时，人已昏昏。

天灰。人并不多。 环绕一圈，大约一个半小时。许多人在北川中学那依旧飘扬着的国旗下抬头仰望。旗杆下献花者众。一支黄色菊花五元钱。

几根交错的断石中，躺着一只穿红衣的Hello Kitty；

一块倒塌的房梁上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不要打扰她 让她安息”；

残壁上挂着蓝色的金属告示，“地震文物属国家所有 受法律保护”；

出口等车的广场后树立着巨幅的广告牌，上书：“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废墟在沉睡，春花顾自烂漫。

一个春雨绵绵的周六中午，我和赵晗在香港中环的外国记者会吃饭。她告诉我说，这个月她就要辞职了。她下一步的打算，是回中国做记者——这个消息，在约她去记者会之前，我是不知晓的。

这个和我一样从大陆来香港大学读本科（她早我一年）的女孩子，在过去的七年里，经历了足以让许多有着类似轨迹的同龄人不解的路程——从清华到港大，从金融会计到社会服务，这十几个字可以概括的两次转折，背后却有着许多的挣扎、困惑、彷徨甚至绝望，而这所有，赵晗都一笔一划的在《和精英价值说再见》里以不能再诚挚的笔调娓娓道来。

一路同行

我和赵晗不算特别相熟的老友，却远远的互相欣赏。其实远在她出书之前，甚至早在我俩认识之前，我便已经是她的读者了——零七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她的博客，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她是谁，只是欢喜她记录的与我有太多类似的香港求学生活。尽管在现实中与赵晗略有交集，但没有把她和网上的文字联系起来。有一天我唐突给这博主发了个邮件，表达了一下欣赏之情，随后某天我走在港大校园里的星巴克外的棕榈树下，一个面熟的女生走过，停下来招呼我，我有些愕然，她看出了我的尴尬，解释道：“我就是Zihona呀！”。我哑然失笑。

那些年，还没有“港漂”的概念呢。

香港一直在变，我们这一群人也一直在成长，于是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双眼所看到的这城，都仿佛是不一样的。许多人在十七八岁的年纪来到这里，略略停留，又另走他乡，于是那匆匆几年，便是紧迫得不行的过客心态，几年过去，认识的香港只有中环到铜锣湾的距离，最多走上太平山顶，俯瞰一片高楼繁华。

但那不是赵晗看到的香港——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过客

她在《烧鸭与烧鹅——双重身份的味道》里这样写道：“过去，对于香港我怀着‘过客’的心态，难以建立归属感，常常是冷眼旁观，不置身其中。这样的心态令我非常痛苦。毕竟我不是一架偶然经过香港的飞机，可以笑看风云；相反，我更像一粒蒲公英，落在香港这块土地，汲取着她的养分，享受着她阳光雨露的滋润，也在风暴和阴霾中磨砺自己。下一站是哪里我不知道，然而此刻身在香港，我不想只成为她的过客。”

抛弃了过客心态的赵晗努力的融入这座城。在很多北京人拒绝学习广东话的时候，她说着可以以假乱真的粤语。 她或许还是无法和香港人一样爱上吃午餐肉和方便面（《午餐肉大会》），但知道了咳嗽的时候可以喝鳄鱼汤（《南北方的差异》）。 她笔下的香港，冲冲冲冲出一个效率至上的社会（《冲门，冲灯，冲死线》），也有各种充满感情的告示予人安慰（《我们离公民社会有多远？》），有比起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幼儿教育（《幼儿园面试预备班》），也有以“无私的服务”为精神的中学教育（《全人教育，服务社会》）。我相信，当她在圣诞节走进楼下的垃圾处理中心给哪里的工人送去小礼物（《香港，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以一个香港人的心态自居了——去爱你的邻舍，爱这座城。

然而香港实在是太过多元了，以至于我觉得有太多的侧面，也没有能被赵晗触及。她服务于非盈利机构，有机会接触底层弱势群体，如若能更详细写写在NGO的工作观察与体会，写写服务的对象，写写机构创始人的心路历程等等，或许能帮助读者更好的看清这公民社会运作的血肉和肌理。她关注香港的声音——菜园村事件、反高铁事件、财政预算案、反国民教育科等等，如若她能写出更多她所听到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如何混杂、冲突却最终能达成妥协，或许能让人更深入的了解这前殖民地的体制运作，以及每一个个体在社会议题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能受到的影响。这些，都是大部分在中环返工、衣着光鲜的港漂们无暇估计，甚至也无心过问的。

漂在香港

近两年，写港漂的文章突然多了，我自己也被好几家刊物采访过。然而，这个群体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被代表。我觉得赵晗或许可以代表不走常规路的港漂——所谓的常规又分两种，前者在任何一所香港本地高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白天西装革履在IFC或ICC上班，晚上如果不是在公司加班就是在兰桂坊喝酒，周末不是在公司加班就是在朋友家打德州扑克赌注上千记，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同居，住在上环或者奥运，可能已经买了房，准备着再去美国读个MBA；后者往往是非金融经济类专业毕业的，毕业成绩也一般，或者是直接来香港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只能找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月入一万出头， 工作谈不上欢喜却得为了生计而应付，为了各种原因留在香港却蜗居苦逼，往往是与三四个人合租，单人间大约只有四五平米见方，房租基本每个人要四五千朝上，剩下的工资，要不月光也难，生活的艰辛，却很难与大陆的家人提及。

赵晗大致上是从前者的生活走向了后者，过程中她要面对经济的压力、亲友的不解，但通读全书，你看不到抱怨和牢骚。她在转折中找到了平衡，她在不断的反省中抛弃了传统的成功定义，找回了她自己。她不仅追溯自己的教育与成长，也追问这个体制和社会。

她的转折与反省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高中时追问政治老师假大空答案的意义，到港大求学时受到的种种国际视野的包围和冲击（《感受“国际化”》）；从第一份审计工作时“灵感的枯竭、体力的枯竭、盼望的枯竭”（《谁穿过谁的鞋走过半里路》），到辞职之后的迷茫与压力；从参加同学聚会时面对他人精彩生活时的挫败，到“更能欣赏简朴的生活，也越来越懂得享受简朴的美丽和舒适”（《生命更新》）。到最终，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要追求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卓越，而是有灵魂的卓越”（《不再一味追求表现》）。

而这整个过程的结果，在此书的书名里就开宗明义的表明了——和精英价值说再见。

追寻自我

从人大附中到清华再到港大，她一路名校一帆风顺，最终却发现 “当我走进社会时，当我真正接触人生时，我惊觉过去的精英教育是残疾教育。在做精英之前，我还不会做一个人！”（《如果中学可以重来》）。作为在同样的精英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并最终幸存下来的我，对于她所描写的那一整套评判体系与价值判断太熟悉不过了。那种竞争与比较，那种盲目的追求，那种心灵的干涸，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烙印，而我自己，亦对这套价值体系有过很多的质疑和反省。赵晗将“精英价值”定义为“享受优越特权，追求体面不凡，脱离劳苦贫贱”，在我看来，赵晗所反的精英，更多是传统定义的“上流成功人士”。她所反对的，是成功标准的单一化、社会阶层的两极化、人类灵魂的物质化。她所崇尚与追求的，是自由和灵性，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与关爱，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而谦卑的存在，且能不依赖于外界评判而对自我价值有所认可。

其实即便仅仅在港漂圈里，也不少告别了传统“成功”定义的朋友，在各自独特的道路上行走与摸索。有创业做社会企业的，有业余策划TED的，有投身社会服务领域的，等等。当然更多迫于香港的生活压力，是在一份正常甚至光鲜工作之外，再去做一些微小的努力——平时周末的三两小时义工也好，一年一度的大型筹款也罢，涓涓细流终成大海，香港成熟的公民社会都是那所有点滴的服务汇聚起来。

赵晗是有勇气的，因为她将她的反对旗帜鲜明的公开喊了出来。而更多的人只是在默默的与社会妥协的同时改变自我。但我相信她不是孤单的。至少，这一路，她有上帝同在。

信心道路

尽管有“信仰之旅”整个章节来描写作者的信仰，但其实信仰对她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整本书的各个角落，也体现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在辞职之后、找到新工作之前的低潮期里，她这样描述道：“这段时间我的人生大大地改变：从I am something，到I am nothing，到最后看到God is everything”（《信心道路》）。

老实说，我原本期待看到更多、更深入的对信仰的描写。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赵晗去同一家教会、同一个团契，我看到她对上帝的热爱、对信仰的虔诚、对圣经的思考、对弟兄姊妹的关怀。我相信，如果不是对灵命自由的渴慕，她不会如此憎恨剥夺了一切个人时间的第一份工作；我相信，如果不是对服务神的召唤有所回应，她不会去突破机构做义工，也就不会有她的第二份工作，甚至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神在她的每一步人生都有所准备、安排和供应。上帝是爱她的，也将继续大大的使用她。

未来会如何？

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没有想到的是，开篇第一个故事里，赵晗就写下了她一直想学习新闻专业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的过往，而结尾的最后一个故事里，她又郑重写下了这样的话“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公平公正的渴望，对于苦难的体认，对于文字的敏锐，都令我一心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知前路，却是盼望》）。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前方依旧是布满荆棘和碎石。但看着赵晗一路走来，我有理由相信，摆脱了精英优越感的她，将能够俯身低头去走那不易的道，带着爱去交谈和纪录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故事。

我期待着读她的第一个稿件。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这篇稿子，从访问到发表，竟然历时两年半。在采访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媒体圈打拼，等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在国际知名通讯社工作（注：此文在《南方都市报》的发表已经本人供职公司许可）。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被访者王瑾教授一直保持了联系，2011年冬天和2012年夏天还都在广州见了面，甚至在王老师的引荐下，担任了中山大学公益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中国公益2.0这个当年还是嫩芽的项目，如今已经发展成熟，茁壮得令人欣喜。要感谢最早介绍我与王老师认识的E惠社的Eric Yin，当然更要感谢王瑾老师一直的耐心，与我一起一直更新修改此文。希冀小龙年，这个项目可以带给更多的中国草根公益机构2.0高飞的翅膀。

（以下为2013年1月21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见报版本，日志标题为作者另起。)

“新媒体”、“Web 2 .0”已经不再仅仅是发达城市的消费品，也不再仅仅停留在跨国公关公司为大型企业所做的推广计划里———麻省理工学院与中国科技大学发起的“中国公益2 .0项目”，将先进的传播理念和务实的网络工具带给了中国中西部的草根公益组织。

中国公益2.0项目进展一环扣一环，一直快马加鞭、有条不紊的展开，迄今已经在7个城市举办了培训。除了广州属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位于中西部，远离海岸线。

该项目目的非常清晰，为中国的公益组织提升互联网传播能力。因此，在挑选培训对象时，他们的定位很清晰，条件为“规模适度”“有较强的传播愿望”以及“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有机构想自己出钱，一定要来，也被婉拒了，”负责这一项目的王瑾教授告诉记者。

项目培训内容相当实际，围绕web2.0展开，包括多人视频会议、桌面共享软件、微博营销、网络调研、网络营销、电子地图、电子通讯制作、社交网络、R SS、视频制作与分享等等，讲师有的来自项目合作伙伴，有的来自大学，也有老学员。

“思维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

为了让草根组织的负责人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传播，公益2 .0项目的培训不仅实操性很强，更强调理念的提升。王瑾强调一定需要机构一把手参与，“任务回去之后可以派给年轻人做，但思维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

因此，每一种培训的工具，都要学员上手操作。以西安站的“头脑风暴”为例，在学员赴西安之前，他们就被要求递交一份申请书，写明机构遇到的一个具体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想要完成的心愿———例如自然之友便写下了他们的种树心愿。组织方从递交的12份申请书中挑了5份出来，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将学员打乱领域分组，给他们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要求他们利用所学的策略做一个完整的W eb2.0案例，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甚至在培训结束之后，他们还会有一个月时间通过网络交流并完善策划。

“互联网2.0是穷人的传播工具。但我们不要做最前沿、最酷的项目，而是目标受众要什么，给他们什么，”王瑾说。正是由于带着这样的需求导向，NGO2.0的项目才能在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顺利，也为参训学员带来切实的帮助。

此外，培训还有另一个目的，将参与培训的组织形成学习型组织，建立研讨会后分享机制———首先由参加过研讨会的组织在当地举行小型的分享会，以点带面，建立地区或行业的互助技术小组；其次通过网络来进行研讨会后的交流互动，长期进行Web2 .0思维的活动策划。而要搭建规模更大的、长期的草根网络则需要一个实体网络平台的支撑。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王瑾和她的团队否定了原有的“社交网络平台”的想法：“现在公益组织们已经散布在各种SNS的平台上。我们决定不搭建替草根机构量身定制的SNS也是因为Web2 .0应该是借船出海，不必自己建造别人已经造好的船。”

“我追求信息平等”

培训仅仅是NGO2.0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还进行了两次调研。目前NGO2.0与腾讯慈善基金会合作，共同推出了第三次调研。

调研的目标在于获得更多中国公益组织的基本信息、建立NGO2.0的公益组织数据库，以及分析中国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化媒体的传播能力。同时调研数据还能帮助项目筛选参训机构，并为培训的课件更新提供支持，也起到了跟踪学员学习的作用。

调研与研讨会同时也为NGO2.0的另一个子项目———地图平台做了铺垫。调研分析了中国公益组织对web2.0的需求，进行深度访谈，为网站平台提供理论支持；而以线下方式进行的研讨会有助于草根之间彼此相识，也是线上长期关系维系之不可或缺的基础。

公益机构与企业的信息地图

针对公益组织对资源的需求，2011年11月，项目决定开发一个公益机构与企业慈善之间信息对接的地图平台，以视觉的方式来展示公益组织的分布与企业公益投入情况：“我们需要做的是借助伙伴的优势，以及针对草根真正需要的资源———无论怎么定义，最重要的是使得公益组织和企业之间可以搭起一座桥，做好信息对接”。

最初的地图平台是一个B2B的平台。中科大技术团队研发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同时为了促进NGO与企业对接的任务，中国公益2 .0将推出公益组织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评估机制，以作为国内外企业在中国进行企业社会责任（CSR）投资时的参考。

2012年夏天，南都基金会决定出资协助地图平台的经营。同时奥美公关也是参与平台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其强大的客户资源将为搭起企业和公益之间的桥梁作出贡献。

“互联网2.0是一条很重要的船”

目前，NGO2.0项目的第一轮计划（2009-2011）已经顺利完成，第二轮项目（2011-2014）正在展开。王瑾告诉记者，项目发展至今，与最初设计相比，已经有诸多变化。例如打通学院与草根组织之间的沟通障碍，例如平台的设计思路之转变等等。

谈到项目开展以来的困难，王瑾倒谈到了她的惊喜。“在中国，大家常常都问有什么困难，我想说的却是有什么意外的惊喜———我们这3年里经过很多事，就是觉得草根们特别好，特别佩服他们，这是我们的项目得以进行下去最大的原动力———尤其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的分享精神，以及彼此之间协作的期望。”

NGO2.0项目并不会以平台的建设为终点。在学员内部建设IT志愿者社区、训练培训师，同时以人为纽带建立起从2 .0学员到整个公益界的联系，促使基金会关注草根组织，打通与跨国与本地企业的关系，扩大并延长项目的外延，打造公益与软件社区之间的桥梁，推广NGO与IT界的协同设计的文化，乃至于更进一步走出公益的范畴，到其他领域推动2.0思维，都在王教授的设想当中。尽管未来还充满不确定性，但预计项目总共需要10年时间来完成设想。

“我不是Web2.0的evangelist（传道人），我是信息平等的evangelist。要让社会边缘群体更公平便利地得到信息，Web 2.0是一条很重要的船。”

培训现场

人物——王瑾：“学术一定要有用，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王瑾教授在星巴克里接受记者的采访，眼前的她衣着简单，人很瘦削，风尘仆仆，说话亦简洁明了。她原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比较媒体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讲座教授，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个在大洋彼岸的学术阁楼里做文化与媒体研究的教授，跑回中国，居然和草根组织打交道。

她自认做出这一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她骨子里的“反学院精英主义”。NGO2.0项目则是她“批判学院精英文化的基点”。除了教授、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主任等头衔外，王瑾的另外一个头衔是“中国大陆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她认为，“目前知识共享有一个盲点，没有想过数字鸿沟的问题。没有想到资源短缺的群体会不会用互联网2.0来做微内容，我希望进行弥补”。

而选取了NGO，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当时就想怎样让国内中西部最落后的地方知道互联网2.0的精神。要找一个切点，就找了NGO，因为NGO和互联网2.0这两个东西血缘上是同根的，很自然的就要从公益组织来做切入点。”

尽管选择了NGO为入口，但王教授并不排斥商用2.0，她认为商用2.0这把双刃剑和公益2.0的交叉点正在于NGO2.0。

回到中国的理由更加自然。“我爱这片土地———土地并不对等于国家或者人民；心里有一块土地，不管是兰州，或者悉尼，或者北京，或者成都，心中有这块土地，做事就会有意义。”王瑾目前身兼数职，并接受了中山大学公益传播研究所的所长一职，希望能够结合学院与企业的资源，替中国的公益组织多做些事。

“人生很短，所以要做一段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甚至不是一个社会实践，最有意义的是人，是那些草根，他们做的事，以及他们的理想。”——这位反精英主义的行动主义者如是说。

NGO2.0是什么？

NGO2.0的目标是为中国的公益组织提升互联网传播能力，面向中国中西部的公益组织———尤其是有互联网传播愿望但是传播能力不足的草根公益组织。项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Web2.0思维与工具研讨会、中国公益地图平台以及公益组织使用互联网的调研。此外NGO2.0正在建立公益机构的评估体制和面向草根机构与基金会编纂的公益软件应用与移动应用的工具箱。

（此文亦被腾讯公益、中国发展简报等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