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g在港大教书。这学期，有一门她的课。 课题是，媒体中的文化研究。其实就是教时评。 这礼拜要期中考试了，于是安排了师生的单独会见。 见面地点在Prof.L的工作室，工作室在柏立基学院，位于大学路1号（校长住宅，性质类似白宫，每任校长举家入住）之下，其他所有港大建筑之上。柏立基其实就是港大的招待所，整个布置是中式庭院的风格，黑瓦红墙，曲径通幽，背山朝海。 工作室似乎不大，略略有些乱。推门进去便是一个长条桌子，周围摆着一圈凳子，上面是文具、插着ipod的音响。我当时心里私下想，若这地方每个周末能叫几个学生来开个沙龙，放点音乐讨论些什么，该是多么的好呀。 桌子后面的墙上是两张地图，一张大的不记得是中国还是世界了，一张小的却印象深刻，是越南的国家地图。桌子前面是一个通常教室里才放的木架子，上面可以翻动大张的白纸，上面是一些提纲挈领的手稿，隐约看到TW、越南的字样，还有一些年份。桌椅朝外，便是通透的玻璃门，推门见海。 内里还有一间房，不曾进去，看到沙发，想必是会客用的。两间房间连贯的墙用作书架，扫了一眼，许多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并没有精心整理排列过。 原本15分钟的会见，不小心竟成了一个半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在谈关于课程的设计与改进。老师很是在意学生的吸收程度。这门课之前的半个学期大抵只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普世价值vs.多元文化，讨论的案例是Islamic extremists；另一个是文化政策，讨论的案例是香港的西九龙文化区建设。Prof.L的上课风格犀利无比，同学们上去做个小小的presentation，总是被各种她的问题给打得傻在台上面。 课程之外，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平时读什么书”。L说自己不是计划阅读者，很随意，由着兴趣来，随即报了几本最近在看的书，例如某数学家的传记。枕边书是香港野花野草的本草纲目，倒是让人称奇。 讨论以一种缓慢的调子进行；中间老师接了几个电话，语气总是短促有力，往往连bye bye都没有就挂了，随即转身继续慢慢的说话。 还没有到港大的时候，就是看一篇L在港大的演讲而了解这学校的很多文化遗产。在港大第四年了，看着她出了三本书，新书发布会一场一场的都去了，从图书馆的香港笔记，到拔萃男书院的安德烈，再到陆佑的DJDH，一路走来。安德烈和我同级，有时候在校园里遇见，总是一个人沉默抽烟的样子。在讲台上的L，有时候还是会用她的儿子们做例子给我们讲故事。 港大这个名人来去匆匆的地方，究竟是慢慢教会了我去除idol curiosity。和很多其他的文化名人一样，当他们坐在你对面，安静说话的时候，光环褪去，才是一个真实的、可学习的对象。

我的某个老师，研究方向是东亚政治，会中文，定期回中国/台湾。小老太太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语法，那些个名词/动词/连词/从句让我想起昏昏沉沉的高三小教室。她偶尔挂珍珠项链穿白色小毛衣粉红色裙子，偶尔戴红色娘子军风格的头巾配长长的一串珊瑚珠子，偶尔是翡翠玛瑙之类的首饰加上中国旗袍。她每次都拎着十几本书的reference过来上课，还带着咖啡、杯子以及热水器。她从来没有准时到教室，并微笑着告诉我们迟到五分钟是她的习惯。一篇五百单词的作业交上去以后下来时就变成鲜红一片，修改后再交上去她写邮件过来说你们怎么还是不行的，再改过，不然就不给你们分了。她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从她的丈夫，到她领居的小男孩，到失职的美国政治科学顶尖学刊的主编（把洛先生的名字拼错了><）。对了，她有六本一模一样的牛津高阶词典。

夜夜读红楼。扫过林黛玉初进贾府那一回，忽然很恍惚。我知道，自己是想起了一些事了。这一课，该是刘智慧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的。有课件，有录像，有他那抑扬顿挫的分析。刘师离开我们，已有九个月了。虽然我不曾为他的学生，也毕竟有过一些交往，算得上朋友，如今忆起，也难免，恍然若失。 刘师与我的初会，是他在高一（2）的试讲。那一课，是《将进酒》，讲的激情洋溢，潇潇洒洒。之后，他便正式来了杭外。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憨态可掬、认真负责。 如何与刘师亲近的，已经不大记得。只偶尔在校车上，听到下届实验班的同学说起他。其实到了新校，我依然还不清楚他的名字，同学间说起他的时候，还是叫他“将进酒”的。有时会见到他在球场打球，汗流浃背的。当时不知“刘智慧”与“林存富”究竟哪个是他，倒反而套错了。一次拜托他帮我将范美忠留在我这里的一些书退还给校图书馆时，称呼的便是“林老师”，幸而“林”“刘”音相近，他也并不在意，乐呵呵的接下了那些书。 一次去石世昌办公室送一些书，隐约记得是《江青访谈录》和《我弥留之际》。刘师正好在那里，拿过书翻看一二。或许是在那里，我被石头介绍给了他。从此他便能唤出我的名字了。 高二下学期，田老师有将近一个月回北方考试去了，便是刘师来代的课，讲的便是小说、话剧这些单元。应该是那时候，作为语文课代表，跑跑办公室，与他渐渐熟悉了。然而作为课代表的我，在课上却是极其不认真的。也忘了是讲哪一课的时候，我熟熟地睡去了，枕着语文课本，好好的做了个长梦。又正好是连课，睡得格外舒服，直到下课，感觉身边一时安静了许多，神志便有些清醒了。我听到刘师走到我身边说道：“好起来了，吃饭去了啊。”心下毕竟有些愧疚，怕这时抬起头来更挨骂，于是干脆装着熟睡不搭理，刘师便叹口气无奈离去。他走远了我才真正起来吃饭，一边还回忆着刚才的美梦。这或许是我最不尊重的一次了，而刘师之后也不曾再提起我的此番失礼。 高三时候，他来带隔壁文科班，办公室也便与朱老师一起，见面的机会自然也多了。在走廊上遇见，经常倒是他先招呼我，总是那样和蔼的笑容。有时在田老师那里办事，也会遇着。随便闲谈过几句，内容自然早已淡忘。 一次周六回家，下着大雨。我一个人站在车站等车，无聊中见到一辆白车在眼前停下了，车窗慢慢摇下，里面便是刘师。他笑着招呼我搭车，然而方向不顺，便作罢，心底自然是很感谢他的一番好意的。 后来他打排球伤了脚，拄着拐杖却似乎不曾缺过三班的课，有时还来我们班听课，便坐在最后一排，施仲铧与小黑后边。有时去朱老师办公室，还见他翻着朱老师的《世界知识》。我们看着他的伤慢慢的恢复，终于有一天扔了拐杖了。他很兴奋的与另一位老师说，过几天我就能再去打排球了。谁都不曾想到，过了几天，等来的不是他在球场上的矫健，而是最出乎意料的噩耗。他的笑容，他的爽朗，他的乐观，他的激情，从此，被永远的留在回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