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走在香港街頭，看到一個打扮有些日本、目光非常柔和、一邊走路一邊捧一卷書在讀，那書還不是動漫而是歷史散文或日本小說的時候，那個人，十有八九，便是Marco了。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两年后的夏天，我又在那里度过，而中间的时间似乎可以就这样忽略不计，一切都衔接的很好。两年前我和栗子姐姐去做指甲，两年后我住在她的小家里，吃她做的土豆烧牛肉；两年前我差点去刘香成的四合院里采访，两年后我坐在第二排听他和贾樟柯对谈；两年前我每天进出小区都看到边上的旅行社大巴载一车一车的人到希尔顿逸林，两年后我自己跑到希尔顿开会……北京的热烈和朴实也没有变，只是地铁又多了几条线，而满大街都是韩寒似笑非笑的凡客广告，以及李宁的九零后口号。 再不写，记忆就要开始变模糊了——生活蹭蹭蹭的在加速往前跑，过去的日子往往来不及争宠就被忘掉。这一趟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三个月，见了数不清的故朋新友，我的朋友们开始在各自的领域踏上征程。从NGO到律所，从文化业到环保界，从媒体出版到外交，从学术界到创业者，看到众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清晰而坚定的前行，真是再令人满意不过的事情。 如果说两年前，带着初来乍到的人的新鲜，我对这座城市有着更多感性的触觉，那两年后，帝都的纹理更多的通过那里的人传递出独特的气息——那鼓楼小酒吧里在暧昧的灯光下弹着吉他唱歌的胖子，那景山公园里成群结队唱革命歌曲的大伯大妈们，那Bookworm里举着酒杯的环保人士们，那UCCA里每月一聚的外国记者们，那八大处的小和尚，那奇遇花园里的仁人志士，那万圣醒客的猫，那单向街前胸贴后背的文化粉丝，那Kubrick里的文艺小青年。 这一次确实是见到了一些，对我很有触动的人的。袁天鹏，那个以一己之力推动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人；贺卫方，久仰的兼具铁骨与儒雅的法学教授；安猪，乐观的推动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尹旭，努力耕耘E惠社的站长；王瑾，NGO2.0项目的总负责；周耀辉，当年给Beyond写过歌词的词人……他们让我更清楚的看到，认准自己的方向，以积极的心态坚持去行，很多改变会随之而来，而每一个个体，的的确确的，是可以有所为的——而北京这个庞大到令人慌张的城市，也正是因为充满了那许许多多坚持梦想并付诸实践的人们，而令我无比想念。 （对比两年前的文字，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中文退化了。）

半夜和老李聊了几句，睡不着，起来写写他。 认识他的时候，我初三，二零零一年。他大学毕业，一口东北话，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了杭州，依稀记得和美院在这所城市有关。 他是美术老师，兼我们班的见习班主任。我当了半个学期的班长，兼美术课代表。 那时候的他，一头卷发披肩，人很清瘦，脸颊也是削进去的，眼睛很大，很亮，有神气。上课总是摇头晃脑，特能忽悠。他也有北方人的那种幽默，轻快而飘逸。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年轻的老师。那时候大家私底下称呼他Lee Long Sea，尽管这个外号念起来其实很拗口。 而我，似乎从来也没有称呼他“李老师”过。 他爱足球，那时候世界杯，会让学生去他宿舍看球。他是我们班足球队的教练，总是在场上指导。 那年运动会，我们班没能拿到初中部的冠军，我很难过。三天的比赛结束后，人都散了，我留在空荡荡的学校等着晚上开家长会。他陪我坐在老杭外的篮球场上聊天，看着夕阳慢慢落下去。他告诉我为什么爱足球，告诉我运动的激情在于本身，成败没有什么意义。 他的宿舍在足球场边上，一个很小的单人间，他和女朋友一起住。放了一张大床，墙上挂着画。有一次我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跑到他宿舍问有没有吃的，他给我煮了一碗方便面，加了个鸡蛋在上面。 夏天的时候教室里热的慌，我去他办公室蹭空调。他搬个小桌子给我做作业，还从抽屉里拿出几颗糖。 那些与他有关的微小的细节，是我能想起来的关于初中的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 高中的接触似乎少了些。他也变得忙碌起来。他不是个一般的美术老师——浑浑噩噩，教书却不会画画。他有自己的画室，还会在里面教一些弟子（虽然我没有进去过，却远远的羡慕过在里面画画的孩子）。他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后来又参与了新校区的设计。 只记得我军训的时候裤子过于肥大还去找他女朋友借过皮带。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回东北办的喜事，当天天气出奇的好。 高一的时候参加学校的跳高比赛，他是助理，似乎是负责量高度。我每跳过一次，都能回头看到他朝我笑，或者竖起大拇指。然后我就拿了冠军。 而高二时候的某个日子，我用了早自修的时间来在班里纪念，第一节美术课，他借给了我二十分钟，自己安静的等在小和山的走廊里。 再然后，就听说他要走了——我不记得是不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应该是吧。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些诧异，却并不意外。 他的才华，绝不该被局限在这小小的中学课堂里。 高三一年，似乎都没有联系。在南京那一年，似乎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他去了一家博物馆设计公司，似乎干的还不错。 直到二零零六年的五月，赴港前夕，有一次在QQ上长聊。那天他说了很多话，有忠告，有计划，有自省。我感觉到他曾经的年少轻狂是如何成为了成熟收敛。他对我说，“小毛驴，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跟家说和我说一声。如果子弹紧张给我电话”，看到这样的话无法不觉得温暖。 二零零七年夏天，回杭州，见了一面。在城西一家馆子吃鱼，他在橘黄色的灯光下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那天去了他当时的公司，还看到了他当时的老板。感觉他工作的很顺，也感觉到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零零八年夏天，在庆春路上的必胜客。他跟我说，我是唯一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了。那时候，他已经跳出了原来的公司开始单干了。他陪我走回家，路上表达了对杭州这个城市的热爱。他说他不爱北京，而见完他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二零零九年夏天，在老杭外附近的咖啡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脸上也多了一些憔悴。他略略有些发福了，说我看上去少了些学生气。聊到爱情和婚姻。他说到周围的许多朋友都离婚了，然后说，“我还是挺喜欢我老婆的”。他的老婆还是那个当年在老杭外陪他睡狭小单人间的女孩。那天分手后我给他发短信说，下次该喝酒了。他回短信说，女孩子家喝什么酒，真要喝的话带你去喝日本清酒吧。 二零壹零年，我大约是不会回杭州了。今天在QQ上又聊了几句。他的头发剪短了，他也不再踢球了，他的事业愈发好了，他的体重又增加了。他说自己开始变得沉默。他的QQ签名是“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海者得蛟龙”，不言自明，而我一直确信他是后者。他说，假如回杭州的话一定要给他打电话，这回要改喝酒不喝咖啡了。我笑了，说，是啊，日本清酒，我还记得。 这个睡不着觉的夜里，我很想念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