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又到了找实习的时间了，最近又开始有小朋友来问我相关问题。下面这篇文章几个月前在人人网上发过，反响很大，也放到这里来，或许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记录了我大学期间的十一个非金融非咨询非五百强实习，从小NGO到联合国，从中文杂志到纽约时报，从房地产到教育到环保。如果您是想走投行咨询道路，就不用费这个时间了；如果您想追求点别的，那或许这文章还会有点启发。

今晚见了格格，话题自然离不开当年旧浪潮的人们。至今想来，那些人都是很神奇的，并且至今都各自不走寻常路的生活着。翻看旧文，下面这篇是三年前为旧浪潮供稿的文章。文字稚嫩而情绪化，但值得庆幸的是其中的关怀至今没有泯灭。当时最初的标题并不是《失却悲悯的大地》，而是《除了柔韧我一无所有》，九个字中有很多的无奈与失望。三年过去了，或许成长的意义就在于，现在的我除了柔韧，至少还有让自己踏踏实实踩着粗砺的大地往前走的能力和勇气。 ————————————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Ruby Yang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了本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必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的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跟随着SWSAS*之下的SSST（Social Service Support Team）小组，在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而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lecturing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 SWSAS：Social Wo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Society, SSS, HKUSU YoL 4.20, 2007 凌晨2时

盛夏的果实系列 ——记大学的四个夏天 书斋里的日子如流水，一晃眼便没有了。而如若没有那几个夏天，我的四年大学想必将逊色不少。那些行走在城郊结合部的小村子里访问的日子，那些奔波在农村田埂上去破败的教学楼教书的日子，那些独立在异国游历的日子，那些在奥运期间的京城做与奥运无关的新闻的日子，那些用并不纯熟的广东话与香港本土的各类人打交道的日子，那些埋头于商铺办公楼的图纸与合同中的日子……那些汗水与阳光背后的成长无法用ABCD去衡量，每一个脚印却无疑比白纸黑字之上的简历条目来的更踏实与骄人。 (1) 2006 – 南京市郊民工村社会调查 六个青涩的南京大学社会系大学生，四个月的准备，两百多份文献的研读，四千块钱来自校方的资金，冠着“进城务工者现代性状况研究”的旗号，走了三个民工村，三百份问卷的发放，每份五十个问题，一个月的实地访谈——“民工”这一个原本离我遥远而陌生的群体，逐渐具象而充实起来。 “民工”是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时时被重视的概念。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被各类学者所研究，他们的流动甚至让政府感到害怕。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往往跟着老乡来到陌生的地方，日夜艰辛地赚一些辛苦钱，为了给子女挣足够的学费。他们很难甚至不愿意融入“城里人”的圈子，他们有自己的眼光和态度，尽管是多么的不被知晓。采访中的多数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抱怨、他们的牢骚、他们的不满与愤懑，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留在问卷上“您认为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一题之下的“腐败”“贫富差距”或者仅仅是歪歪扭扭的两个字“没钱”。一种隐隐的心酸跟随了我许多天，挥之不去。 我们走访了南京市红山区的滕子村、曹后村、小营村等民工聚居五个地区，从工地到菜场，从街道到商铺，从宿舍到家庭，从早餐铺到桌球房——我们好奇的是，城市生活对民工究竟有着多大的影响，在效能感、计划性、意见接受、教育观、法律和权利意识、生育态度等方面会有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们精心的设计问卷，挨家挨户一个一个的对着民工们访问，耐心细致的录入数据，再用自己都并不熟悉的理论尝试去解释结果。从学术角度讲，这样的调查是很粗浅的，浮躁的，不严谨的。取样没有足够的代表性，也没有足够的覆盖面。每当那些辛苦工作了一天的人们边填写那些我们自以为还不错的问题边问我，这做了有什么用的时候，我竟只能以一句苍白的“希望报告提交后能改善一些这里的状况”来掩饰内心的无力，而谁都看得出来，这样一句话本身，是怎样的能够让人嗤之以鼻。我甚至无法不为占用了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而内疚。 民工村或许是城市里最给民工带来安全感的地方了，这里有他们的栖居之所，有他们的家庭和朋友，有他们值得信赖的人，有每天十余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短暂的欢笑与安逸。选择红山街道是因为这里是南京市流动人口最多的区域（总人口约5.2万，流动人口占3万，占62％，每年人口流量约为1.5万）。选择的三个村庄各有特点：曹后村靠近火车站，交通方便，民房较多，租金较低，但卫生状况较差，居住者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他们往往和亲戚、朋友一起居住；藤子村则有许多本地人建楼出租给外来人口，所以一幢楼里面可有几户至几十户人家；而小营村社区的住宅以楼房为主，且交通不太方便，价格也较高，居住者多为举家居住，往往妻子看家，孩子上学，男主人上班。但无论走在哪个村子里，都感觉到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是疲惫但放松的，他们接受他人眼里沉重的生活，喊累的同时依然有着坚韧与乐观。 每份问卷将近50道题目，要占用被访问者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期间，有大姐被太多的问题吓到，再三说自己文化水平低答不了；有大伯还没开始答问卷，就拉着我们的手，说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般大，他们要努力赚钱供他们上大学，让孩子和我们一样有出息；有老爷爷耐心的回答完每一个问题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有年轻人答了一半就不愿意继续了说这些都是扯淡。大部分的问题背后，都有着其所谓的学术价值，结果大都在调查之后那几十页的报告中用各种图表表示了出来，而有些答案却实在耐人寻味。例如“你觉得自己属于农民还是城里人”，结果是大约一半对一半，可见民工们对自身的定位依然处于一种矛盾而混乱的状态，尽管他们大多对城市的生活表示满意。但我却清楚的记得一个腼腆的中年民工对我说的话“还是农村好啊，那生活才是我自己的，特别是天气好的农闲时候，牵着牛出去，躺在草地上，听听风吹，看看书，多舒服。我赚够了钱还是要回去的，城市不属于我”。 我所调查的将近四十个受访者中，只有两三个人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用“会督促政府改进相关政策”来哄他们答问卷。但是，我无法忘记那个大专生用轻蔑的口气问我“你相信政府？”时候的眼神。这是多么隐忍的一群人。他们身上依然有着普通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他们从出生就接受了不平等的起点，他们任劳任怨拿生命再换取城市所能给与他们的少得可怜的物质进步与几乎没有可能的精神熏陶。享受着城乡二元所带来的大量信息大量机会的人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去鄙视他们的。他们生活在失望之中，这种失望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愈发强烈，这种失望随着打工时间的增长而愈发浓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保持着强烈的自尊，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然后可以自豪地扬扬眉毛说，“我没拿政府一分钱”。他们不在乎城里人的看法，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我们不能以为那是井底之蛙。 而实实在在的，有些受访者的经历，确实让我们这些书生汗颜。有一位从贵州出来的潘先生，九七年在家乡的工厂倒闭后出来打工，辗转几个城市后零四年到了南京。曾经担心被警察抓，劳动受过伤，出门受过骗，却也拥有一些关于好心的陌生人的温暖回忆。他感叹金钱的万能，却明了情义的难买；他认同城市的竞争，却觉得城里人冷漠无情；他承认城里人脑子灵活，却觉得“如果国家真的出了什么事，农村人更可能冲上去承担责任，更有牺牲精神”。城乡的差异、两代的差异，被他的一句话点的明了：“不管我在哪里，拿得什么户口，我始终觉得我这辈子是个农村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当然我觉得我的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更好，成为城里人”。他坚持写日记，还有一本诗集，里面有他自己创作的三十多首诗歌，背后是他一直没有忘记的当作家的梦。而那每一个如工蚁般辛勤劳作的民工背后，或许都是有着和潘先生一样丰富的经历、一样深藏的理想。 我知道，多年之后，我会怀念那一道风景，那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们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 ———— 系列下期预告：2007 – 贵州榕江农村小学公民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