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和老李聊了几句，睡不着，起来写写他。 认识他的时候，我初三，二零零一年。他大学毕业，一口东北话，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了杭州，依稀记得和美院在这所城市有关。 他是美术老师，兼我们班的见习班主任。我当了半个学期的班长，兼美术课代表。 那时候的他，一头卷发披肩，人很清瘦，脸颊也是削进去的，眼睛很大，很亮，有神气。上课总是摇头晃脑，特能忽悠。他也有北方人的那种幽默，轻快而飘逸。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年轻的老师。那时候大家私底下称呼他Lee Long Sea，尽管这个外号念起来其实很拗口。 而我，似乎从来也没有称呼他“李老师”过。 他爱足球，那时候世界杯，会让学生去他宿舍看球。他是我们班足球队的教练，总是在场上指导。 那年运动会，我们班没能拿到初中部的冠军，我很难过。三天的比赛结束后，人都散了，我留在空荡荡的学校等着晚上开家长会。他陪我坐在老杭外的篮球场上聊天，看着夕阳慢慢落下去。他告诉我为什么爱足球，告诉我运动的激情在于本身，成败没有什么意义。 他的宿舍在足球场边上，一个很小的单人间，他和女朋友一起住。放了一张大床，墙上挂着画。有一次我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跑到他宿舍问有没有吃的，他给我煮了一碗方便面，加了个鸡蛋在上面。 夏天的时候教室里热的慌，我去他办公室蹭空调。他搬个小桌子给我做作业，还从抽屉里拿出几颗糖。 那些与他有关的微小的细节，是我能想起来的关于初中的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 高中的接触似乎少了些。他也变得忙碌起来。他不是个一般的美术老师——浑浑噩噩，教书却不会画画。他有自己的画室，还会在里面教一些弟子（虽然我没有进去过，却远远的羡慕过在里面画画的孩子）。他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后来又参与了新校区的设计。 只记得我军训的时候裤子过于肥大还去找他女朋友借过皮带。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回东北办的喜事，当天天气出奇的好。 高一的时候参加学校的跳高比赛，他是助理，似乎是负责量高度。我每跳过一次，都能回头看到他朝我笑，或者竖起大拇指。然后我就拿了冠军。 而高二时候的某个日子，我用了早自修的时间来在班里纪念，第一节美术课，他借给了我二十分钟，自己安静的等在小和山的走廊里。 再然后，就听说他要走了——我不记得是不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应该是吧。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些诧异，却并不意外。 他的才华，绝不该被局限在这小小的中学课堂里。 高三一年，似乎都没有联系。在南京那一年，似乎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他去了一家博物馆设计公司，似乎干的还不错。 直到二零零六年的五月，赴港前夕，有一次在QQ上长聊。那天他说了很多话，有忠告，有计划，有自省。我感觉到他曾经的年少轻狂是如何成为了成熟收敛。他对我说，“小毛驴，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跟家说和我说一声。如果子弹紧张给我电话”，看到这样的话无法不觉得温暖。 二零零七年夏天，回杭州，见了一面。在城西一家馆子吃鱼，他在橘黄色的灯光下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那天去了他当时的公司，还看到了他当时的老板。感觉他工作的很顺，也感觉到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零零八年夏天，在庆春路上的必胜客。他跟我说，我是唯一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了。那时候，他已经跳出了原来的公司开始单干了。他陪我走回家，路上表达了对杭州这个城市的热爱。他说他不爱北京，而见完他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二零零九年夏天，在老杭外附近的咖啡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脸上也多了一些憔悴。他略略有些发福了，说我看上去少了些学生气。聊到爱情和婚姻。他说到周围的许多朋友都离婚了，然后说，“我还是挺喜欢我老婆的”。他的老婆还是那个当年在老杭外陪他睡狭小单人间的女孩。那天分手后我给他发短信说，下次该喝酒了。他回短信说，女孩子家喝什么酒，真要喝的话带你去喝日本清酒吧。 二零壹零年，我大约是不会回杭州了。今天在QQ上又聊了几句。他的头发剪短了，他也不再踢球了，他的事业愈发好了，他的体重又增加了。他说自己开始变得沉默。他的QQ签名是“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海者得蛟龙”，不言自明，而我一直确信他是后者。他说，假如回杭州的话一定要给他打电话，这回要改喝酒不喝咖啡了。我笑了，说，是啊，日本清酒，我还记得。 这个睡不着觉的夜里，我很想念老李。

杭州外国语学校是我的母校，在那里碰到的人、做过的事对于我之为今日之我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无论她将来如何易名、如何变迁，“杭外人”都是我的身份与骄傲。 在那里我从十二岁成长到十八岁。 在那里我第一次赢得运动场上的冠军。 在那里我第一次拿不及格的分数。 在那里我印刷了第一份自己编的杂志，创办了第一份自己做的报纸。 在那里我初恋。 在那里我遇到一辈子的朋友。 在那里我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你们如今天各一方。 I am proud to be an alumni of 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前天深夜去见了小临。他来香港出差，刚刚从一家有名的咨询公司辞职，即将离开上海去新加坡做一个trainee的工作。五个月不见，他明显发福了，黑夜里隔着一条马路，我都不敢认。走到近了，脸上再没有了以前的锋芒。 他一直是同龄人中我最欣赏的之一，理想主义而又刻苦实干，充满社会责任感，平易近人。我们毕业于同一所中学，他大我一届，或许曾经彼此在窗口眺望到对方过，但从不相识。 翻看邮件记录，第一次与他严肃认真的联系是07年的平安夜。在这之前，他已经是北外国商的风云人物了。他将AIESEC引入北外，参加各种商业比赛拿奖，自己去非洲实习，而后创业，这对许多大一大二的人来说，简直很难想象。于是我的第一封邮件写的谨慎而谦卑，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写道： 你最让我欣赏的，应当也是你的行动力。一路看着你的奋斗与抉择，你的骄傲与梦想。很感动。而我好奇的是。你是如何克服走向理想的那种彷徨和无助的（if any）。如今我还在校园的庇护下，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但是我知道几年之内我必将遇到。 我几百字的邮件，24小时之内就收到了他几千字洋洋洒洒的回复，各种分享侃侃道来，一时觉得这个被光环罩住的人变得亲切无比。后来他又耐心细致的帮我改人生的第一份粗糙无比的简历，回想起来都不甚感激。 随后我就去了美国，那半年里面在MSN上聊的很多，大抵是关于各自的奋斗、对社会的关注、个人管理经验、对NGO领域的看法，等等。初夏开始我着手创办杭外校友会，他从最开始就是最有力而富建设性的支持者，并且我们的思路和做事方法也一直很契合。 第一次见面，已经是08年的秋天了，在香港。当时他已经定下了工作，拒掉了宝洁和陶氏，去了现在正要辞职的这家，而选择的理由是，只有这家愿意给他多一年时间去折腾——他是我朋友中少数在大陆大学毕业，却take gap year的。第一印象和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说话温和，没有想象中咄咄逼人的样子。在那之后的一年里，他先是尝试创业，而后在一家教育类NGO工作，时常听他跟我说一些进展或者挫折，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亦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那一年他信了主，于是我们在志同道合之外，又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了。之后又见过两次，一次在夏天杭州的咖啡馆，一次在冬日香港的果汁店。 听到他说辞职，我并不意外。他一直都是一个折腾的理想主义者，如若真能被一份工作栓住不动，那必定是这份工作本身了得。他总归是有些其他更多想做而未做的事情的。我也同样。不然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何况到如今，我已然切身的体会到了当年给他的邮件里所提到的“走向理想的那种彷徨和无助”，亦逐渐找到自己的克服办法。 这一次是在西环吃甜品。言谈间，我问他，你现在最大的野心是什么？他回答说，在北京开一家cafe。 多么的好，Nov想去北京开饭馆，我想去北京开书店，我几乎可以想象将来呼朋唤友在我的书店买些书，带去小临的cafe开沙龙，聊完了国事天下事之后再去Nov的馆子吃一餐，最后拎上几罐啤酒去长安街上走一走。多么美好的生活，多少梦想在空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