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首发于“旧浪潮”博客，发表于《港大报》5月号评论版。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Ruby Yang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了本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必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的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笔者有幸，跟随着港大SSST（Social Service Support Team）小组，在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而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lecturing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YoL 4.20, 2007 凌晨2时

未到香港之前，便早早听闻了“大学五件事”——读书，住Hall，上庄，Part Time，拍拖。 未到港大之前，也早早知道了学校的校训：Sapientia et Virtus，中文则为“明德格物”。 然而，总还是觉得缺了一些什么。 最近的一次Interview问我，想对校长说些什么。我回答说，重塑大学精神。可惜同组的兴趣并不在此，很快便转到了住Hall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去了。精神之话题的结束相当简洁——某同学优雅地朝着校标一指，微微扬起头说，“瞧，这精神不是在那儿么！”那可真不错，原来港大的精神，刻在每一个教室的讲台上。或者，这精神也会趁着Lecture中间同学们的出出入入，逃点儿出来，在空气里飘浮着，感染感染停不下来的我们？ 那个没地儿贴校标的开心公园，却是我喜欢待的地方。没事儿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四周的长凳上坐一小会儿，看着眼前人流穿梭。每一个港大的学生，都是那样的年轻而充满朝气。这个不大的地方，会有人捧着课本等待同学来一起准备Presentation，会有人穿着Hall衫三五成群，会有人西装革履散发传单，会有人步履匆匆在天地堂之间去做一趟补习，更会有人亲昵走过你侬我侬。五件事，都齐全了，似乎便是让我看到了港大学生的全部。然而并没有。我还在这里参加过STAND UP against Poverty的Campaign，我还在这里看到过为香港微弱的普选未来而努力的政治人，我还在这里和友人畅谈过中国的难处以及前景，我还在这里接过了文化学者龙应台的亲笔签名。这些，都让我有些儿相信前面所说的，或许精神真有那么一点儿在校标上，并且还真有点儿逃得如此的远，在这小小的广场上彰显它的存在。 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校训或许人人都知道，尽管无论是拉丁文还是从《大学》那里引来的古中文，都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那么，它的不合时宜究竟是否还真正带有存在的价值？若说港大真有她的精神存在，这精神，是否已经，或者说，是否有可能，植入到我的骨子里呢？当我三年之后完成学业离开这方校园，我是否能微笑的对自己说，我不仅尝试了五件事，并且真正懂得并学会了明德格物？这些问题，若是送给任何一个在孙中山先生像边走过的同学，又能收获怎样的回答？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上、肃穆之中静立的时候，我大约是不会想到，如今我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读书，并且日日路过他的塑像，尽管从未停步瞻仰。我更是不会想到，这一个张爱玲走过、朱光潜留过、许地山待过、陈寅恪路过的校园，竟然只剩孙中山，而已经全无了他们的痕迹——或者是，也与那精神一般，飘在了空气中？我倒也希望答案是后者，因为若是如此，孙文先生也约摸不会孑然在那莲花池边，坐得太寂寞。 论到陈寅恪，却也想到了他所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内地高校相比，港大是相对幸运的。至少，当你向往独立、憧憬自由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我依然记得走进港大校园的第一天，下着微微的雨，我在六四纪念柱前徘徊，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耍。柱上扭曲而哀伤的面孔与小女孩的笑脸一起，透过沾了雨水的镜片，在我眼里慢慢模糊。若是弃此种所拥有的幸福而不顾，则真正是港大的不幸。然而，若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然精神独立，已然思想自由，并在此基础之上明德格物，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就此停步，以此自傲？ 或许，还缺了一些什么。即使我们拥有了那智慧与那品德，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善用那智慧，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发扬那品德？或者，我们仅仅是拥有而已？Sapientia et Virtus 将是我们的翅膀。即使羽翼已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张开双翅，去迎向这社会，去付出这关怀，去承担这责任？而不是爱惜的珍藏着自己的羽毛，等待它的腐烂？抑或不成那雄鹰，反为那母鸡，除了给出温暖，其他什么都不剩？甚至折下自己的翅膀，送还给薄扶林道上的母校，说一句“谢谢，我已经赚够了钱，可以坐飞机”？ 写到这儿，我忽然羞愧不已，觉得应该赶快去找个懂得拉丁文的同学，来教教我，校训中这两个词儿，究竟该如何的念——那蓝天上盘旋的鹰在扇动翅膀之前，或许也想知道，自己的羽毛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此文为《港大报》评论版而作，DL逼近，匆匆写就，词不达意]

在这起始，我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表达些什么。但我知道，是时候来整理一下纷繁已久的思绪了。我知道这里是一个适合我来说这些话的地方，因为这一些的困惑或者挣扎，我想你们一定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同样在经历。我只是很惭愧，我没有能够更好的鼓励或者支撑你们，比如很早以前便说要给MYK打电话，然而迟迟没有拨出那个号码。想到要打电话，是在得知大风关闭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犹豫和迟缓，如果要找一个理由的话，我想仅仅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或者说一些别的。我应该做的，并且可以做的，却没有做。我常常在想，杭外六年，很值得我珍惜的，便是认识了你们，可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责任，我又尽到了多少。 我知道此时你们都在为新东方奉献自己的时间。我很期待几年之后我们或许能在地球上的不知道哪个城市再次见面的日子。为了那样的见面，我们是需要付出的。我有段时间很单纯的想，这三年，便埋头读书罢，以后的日子还长着。然而，事实是，我一直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大学生活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尽管生活的重心一直放在学习之上，但那种底层搅动的浮躁却一直没有摆脱。 或许也不能称之为“浮躁”。只是隐隐的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在南大的时候，做了民工调查，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然而来到了香港，一时却失去了方向。究竟做什么，如何做，一片空白，一片迷茫。这种空白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蓦然发现原来有如此多的东西值得去关注，那么如何去Focus？自己又能够devote多少？自己的经验和能力究竟如何来利用？太多的问题，我一直在回避。 然而昨天晚上和三个朋友的长谈，却让我终于开始直视这个问题。我们在谈一个可能的寻找志同道合的大学生的沟通方式，从周末沙龙到电子网刊，从理念到形式，等等。我一直在参与谈话，但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并没有被点燃。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谈话的后来，我突然觉得如此的场面似曾相识，这样的气氛，不正如当年在黑暗的宿舍里，LZ，MYK，JH，我们的卧谈么？如今讨论的这沟通方式，比之于我们当年所作的《阅读》，现在所存在的“野百合花”，又有什么进步呢？更准确地说，3年之后的我，能比3年之前的我，多做一些什么？如果仅仅是换了一个地方的重复，其意义是并不明显的。我当然欣慰于在香港能有很多理想类似的朋友，我也感动于朋友们的热情，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三年前那样凭着冲动就可以上手的中学生了，仅仅从《阅读》的创办中，我已经看到了坚持的不容易，我也一直对与当年没有能够给与LZ更多的支持而愧疚。三思而后行、清楚利弊、缜密计划是我现在的风格。如果真的想要组织一个新的团队来做一些事情，我不再会仅仅考虑这个团队要去做到什么，而是这个团队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什么。香港是一个不容易的城市，如果我真的要devote去做，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同道人，若干年之后，留下的回忆不是甜蜜，而是辛酸与苦涩。 然而我这样的疑问，对自己的疑问，得到了朋友的质问。这质问当中的不满，即使没有起到点燃我的热情的作用，至少也让我更深的去反省。朋友的关键词，在于“责任感”。这个普通的词语，却触及了前面所说的那种，“底层搅动的浮躁”。这种“浮躁”的存在，与“责任感”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我承认。我清楚，还能意识到这种责任感的同龄人并不多，我自己不是也试图在回避么，但是意识到了之后，也不是说就能为此而骄傲，相反，意识本身能带来一种钝痛。而正是这种钝痛，促使我今天写下这些十分混乱的文字。 我和朋友们的谈话，后来归结到了“八零后”。之前的“责任感”，也具象到了“在迷茫的八零后群体中发出一些清醒理性的声音”（我自己的归纳，不一定准确达意）。至此，我的热情依然冷冻，但是我可以感知到，这样去做一些事情，是值得的。我如今可以为两种事情devote，一种是有热情有兴趣的，如同诗歌、电影；还有一种，是有义务有责任的，如同学习，以及刚才所提的。到这里，和朋友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统一，我们的初步结果是做一个博客，推崇客观的纪录和理性的声音，至少让外界知道，八零后当中，还有一些人，带着一点儿理想，有着一点儿思考。然而，我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自己的问题，我想你们应该也有遇到，那便是，大学生活，究竟如何去balance？是的，学习是重点，因为这是未来的基础。但显然，学习无法成为全部，至少我个人无法接受，我想你们应该也是。如果抛弃掉了某种大的关怀，是我将无法原谅自己的。这种关怀，或许就是建立在责任感之上。杭外的校训是“为未来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家庭，为国家。我不想再对如今的国家发表什么意见，心照不宣吧。但失望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努力，不是么？我很汗颜于自己当年年少轻狂时在三联书店说的那句话，但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提醒和督促？问题在于，现在究竟还有没有到那个时候，去唤醒这种责任感，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朋友们回答了我的问题，但还是模糊：当年的《阅读》更多是转述，如今我可以更多的有自己的思考；七十年代的人近两年才比较整齐的开始发出声音，而我们这些八十后的成长比他们有更多的优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滞后；……这些都对，但我的问题的核心其实很简单：我准备好了吗？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心虚。 思绪依然并不很清楚，请你们原谅我的词不达意。一边写这些，一边听Beyond，几近落泪。我是如此的渴望你们的分享，你们的意见。尽管我们落在四方，但我知道你们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你们——胡说，白宇极，阿啃，锅子，仁爱，赵林……你们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我如今混乱而软弱，多么想听到你们的声音。生活要继续，但何去何从？我的神，可否给我一个答案。